中医学理根植于“经”

再谈“读经”——试论中医传承创新的基点

记得鲁迅先生的著名杂文——《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讲:“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讽“读经”并无实效,从古至今有关读不读经的争论从未停止。本文从中医学角度谈一下笔者对“读经”的一点微末见识。

什么是“经”

首要的问题,什么书籍可称“经”?经,可解为“经典”;有成语“有经有权”,经,也可解为“常道”。《十四年的“读经”》一文提到“二十四史”“古文”等,讲:“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但其实古书虽多,只有极少数堪称经书,就如医书虽多,却唯有四大经典。这个问题其实原本是清楚的,我国的学术体系号曰经、史、子、集四部,所谓经,自然是指中华文化最精华的经典论著,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在伟大的古典哲学思想之外,这里面见到的是,我们祖先的克己复礼、舍生取义;史,即是《十四年的“读经”》提到的“二十四史”;集,指词、曲、小说等,先生所说读一点就使人敷衍、自私的那些“古书”,包括先生这篇杂文,可能归于此类吧。

需要指出,经书的范围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划定的,而当代百家争鸣、思想开放,尤其在学术与学人的视角下,这样的范围是应当修订的。子书,即诸子百家的学说,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孙子兵法》,也包括我们医家著作在内。其中有些先贤及其经典,连孔孟都奉为师承,自然要归为经书。此外,“范围划定”的时代,目光所及止于中华,这在今天的学人看来,更是不必要的束缚。世界其他各处的经典著作,凡致用于医学,对有用的精华部分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何乐而不为。

经典的存在,是从古至今接受和传承的结果,先入为主而全盘否定,那其实是在否定无数时代、无数前人的智慧。哪怕有些糟粕,拨开即可,而“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吕氏春秋》),何苦?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能否摒弃糟粕得其精华,在于后人能否分别清浊。

中医学理根植于“经”

《伤寒论·序》的总结句是这样的格式:“孔子云……请事斯语”。中医根植于中华文明文化,决不是一句空话。

《黄帝内经》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讲摄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老子《道德经》第三章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黄帝内经》的说法几乎就是《道德经》的翻版,是老子学说的医学化解读。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中医基础理论讲心为君主之官;《鬼谷子》:“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素问·五藏别论第十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孙子兵法》:“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

《孙子兵法·兵势》讲:“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而《文心雕龙》讲:“两仪既生,唯人参之,是谓三才,五行之秀,傍及万品。自然万象,皆阴阳五气化生”。中医的五行、五脏、五方、五色、五音分法,称之为“应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第五》:“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化生五味,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病象万千,皆五行六气化生,这正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认识方法。

医理取意于“经”——中和贵柔

《尚书》之“中正”,《老子》之“冲和”,《论语》之“中庸”,《汉书》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后汉书》“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中华文明以“中正平和”为核心思想,在中医体现最深。

1.“和则无病”的“健康观”与“失和则病”的“疾病观”

《尔雅·释乐》:大笙謂之“巢”,小笙谓之“和”。《广韵》《谥法》等辞书都释有“不刚”“不坚”之意。“和”有“冲和”之意象(“冲”古字为“盅”,意象为冲虚、道冲),“和”的状态即冲和、柔和、含蓄的状态。道法自然,“冲和”与道家所论贵柔守雌、物壮则老的天然之道相和,是自然与健康的状态,近于此状态则安和无病,远离此状态则失和而病。老子讲:“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大自然中的刚暴外露之力尚且不能持久,人的刚暴外露岂是健康状态。《黄帝内经》和现代中医学多处论述中,也都以柔和含蓄为健康无病,乖戾外露为病气死证。譬如脉诊、望诊理论等,俯拾皆是[1]。仲师撰文,意在“指事施用”,对基本观点之类理论性问题并无直接阐述,但寓于理法方药中无处不在,思想上是对《黄帝内经》乃至国学经典忠实的继承和恪守,并无二致。譬若“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的医理,“中病即止”、不为已甚的医法,直至十枣汤、乌头煎、甘麦大枣汤等“和气盈溢”的方药,都体现了仲师所承继的“和”的思想。

2.以“和”为上的治疗观

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仲师多追求冲和、柔和,以接近“道”的境界、“自愈”的境界(“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若论其治疗之道,“和”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伤寒论》《金匮要略》在治疗上以平和为上,对于很多证候不主张大事攻伐。而且即使在后世看来峻烈的汗吐下之法,也取适可而止、不为已甚的态度,即所谓“中病即止”“不必尽剂”。用汗法时,汗出病差,停后服,可称“和汗”之法;用下法时,得快利即止,亦有“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等,皆可称“和下”之法;用吐法时,得快吐,止后服,可称“和吐”之法。

2.1汗法的“冲和”

崇尚“冲和”“柔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诸多汗法应用中。桂枝汤的发汗之法是发汗方剂的规范,在桂枝诸剂如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方中,甚至较为峻烈的葛根汤、麻黄汤等方中,方后注皆云:“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将息如前法”等。桂枝汤的发汗堪称“和汗”范本,要求“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更有借鉴意义的是,医家认为的大汗之方如大青龙汤,仲师也是以“取微似汗”为原则。至于病势缠绵、病机复杂的湿病之汗法,如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等更提倡“微似汗”以和解。总之,“脉阳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此为仲师对于汗法的基本态度。

桂枝汤的柔和也是后世医家的共识。《伤寒论》中明文桂枝汤法为攻法,“攻表宜桂枝汤”、“反与桂枝,欲攻其表”,而曹颖甫先生甚至讲:“桂枝汤直是一首补方”,可见其柔和,以至攻方反似补方。这恰恰反映了仲师遵岐黄之道、贵柔尚和的学术思想。攻法尚且如此,其他治法如“温药和之”“缓中补虚”等更是以“冲和”为法。

2.2以“和”解纷

犹如“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观念[2],人体是庞大而繁复的系统,对于复杂的、迁延的病证,仲师常取较为缓和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直接的攻伐。如和解之法治错杂之证,“微似汗”治湿之法等,都是值得今天在临床中借鉴的。

2.3攻伐不违“和”

曲则全、曲则有情,即使攻伐之剂,经方也通过配伍、佐治,使其柔和圆滑,避免刚暴直露。比如青龙汤中的姜、枣、草,白虎汤中的粳米,十枣汤中的大枣,乌头煎中的白蜜等,无不渗透着崇尚“冲和”的思想。

3.“中病”为治

以“中病”为治,即与病机相和,以切中病机为和。《伤寒论》《金匮要略》在治疗中常以“中病”为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中病”是指治疗措施与病机本质相和。而且往往要求“中病即止”,既不能“不及”而不中病,更不能“过”,过犹不及,提倡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仲师在序文中引用《论语》为文末自勉之辞,可见对儒家的尊崇,不难想象他的思想会接受中正平和、过犹不及甚至“中庸”的理念。

中正无使过之。与病机相和,中病即止,不为已甚。在汗法中,“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在吐法中,“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在下法中“得下,余勿服”。“若一服利,则止后服”。“若一服谵语止者,更莫复服”。攻痞时,“得快利,止后服”。“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这些“中”“和”“正”的理念,继承自“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引《大要》)的著名论述。仲师提出的境界是“化不可代”的思想境界:药力所至使疾病控制在可以“自愈”的范围即可,剩下的部分,“糜粥自养”、“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使疾病循着天地造化的自然之势痊愈,否则会有即“伤其正”的结局。这些思想于今天仍很有借鉴意义。

治则取法于“经”——顺势而为

《灵枢·逆顺第五十五》讲刺法,认为调气要顺势而为:“黄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很明显从《孙子兵法》“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中取其思想。顺应和促进疾病的自然的病势、病程发展也是仲师“和”思想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他的智慧所在。从大的方面讲,经方都是和于病势而为,反对逆势而为。比如表实证,往往“脉浮数”,病势欲向上、向外,故气浮,气有余故热而脉数,因此治疗上顺势发越,“法当汗出而愈”;不可逆其盛势而降泻,否则即为逆,使人“身重心悸”。

在具体治疗中,仲师常顺势而为,并非直露的见热泄热、见汗止汗。有时在自然病程之前促进其发展,比如“发热自汗出”属“卫气不和”者,“先其时发汗则愈”。又如“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先其时泄之,“使经不传则愈”等。有时在病势发展自入“正轨”时则不做处理,如“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冒家汗出自愈”等,顺其自然之病程病势,无为而治。

另外,《伤寒论》中有这样两条条文,很少被重视,却蕴含着顺应病势、病程的哲理,影响着后世。“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燥热炽盛时,如果快意大饮,则直露不和,要“少少”与之,以令“胃气和”。此处虽未用药,却启迪后学用药之道。比如,后世医家反对苦寒直折、提倡火郁发之,诸如清胃散中加升麻以升发,银翘散中加荆芥、豆豉以辛散,焦树德老先生在白虎汤之外加葛根以升阳[3]等,都是顺应病势而调和方药,使病家不得“快意大饮”之典范。

读“经”以避免曲解

《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讲:“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德全”是指道德洁净。德就是《道德经》的“德”,合于道而成的大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物壮则老,谓之不道”。德全不危,是说符合养生之道故而无虞。

《伤寒论》多次提到“法”,后世常从字面理解为治疗方法。《伤寒论·伤寒例》:“服药不如方法,纵意违师,不须治之”。《伤寒论》:“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有些论述就不完全是在讲治法,《伤寒论》:“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金匮要略》:“趺阳脉微弦,法当腹满”,“支饮者,法当冒”,“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我想这里的“法”是辨证体系的意思,更偏于法家思想中“法”的意义。申韩以来,直至汉末,曹操、诸葛亮皆称法家。法家学说,提倡事无巨细“尽之以法”的体系,并认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明吾法度,必吾赏罚”;“法不阿贵”。法家思想的医学化,在同时代的医圣心中可能有着那样一套体系,而非仅是散在的经验心得。目前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在主流和教材中实际上是将原文简牍以方证思想重订,一方一证,皆殚思竭虑。诸多方证是以“法”的整体体系存在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可割裂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能获知和得以修正研究方向,不在于某个方药的探索,而在于作为整体的诊治体系的重建。

中医学术的基点取之于“经”

中医的主要经典,虽曰:“三皇遗文”,其实多在两汉左右成书,到了唐代,据《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讲:“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殊不知三坟之余,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易》曰:“形而上之谓道”;孔子曰:“君子不器”。中医很多学理的基础是哲学思想,在过去是中华的哲学思想——道,将来还可能“拿来”其他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部分不是实体与实证,不是病理生理学。此处的思想与实体的对比,就是古人所认同的“至精至微”与“至下至浅”、“荐绅”与“执技”的对比,可能存在偏见,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接受的,甚至是高明的。

如果不能读经,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和对比一下古代学子和当代学子在进入中医学院时的境遇。蕴含在经史子集中的古人的哲学思想,世界观、方法论、思考方法、医理精要,乃是中医之重器。中医学术成熟于两汉,是熟读经史的士人所创制的,基础是经史子集和古代汉语;当代学生在进入中医学院时,所携者无非现代汉语、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真正较为扎实的应试技能的为人之学,基本上相当于古代学士去学西医内科,如果再不稍读经书,而殚精竭力于西式临床与科研,欲求发展中华医药,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若必将中学“付之执技之流”,我岐黄、神农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识我医药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认识和解决新问题需要借重于“经”

《吕氏春秋·察今》言:“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中医的作为也正是以所见知所不见,中医的依据是现有所见,中医的思想方法是古典哲学。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在极度缺乏实体、实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所不见”者,没有直接的手段,中华民族是如此优秀,我们的祖先在其他民族尤其是医学方面还处于蛮荒中时,开创性的应用哲学思想,即全民族最精华的文明成果,作为理论基础,成功的绕开了障碍,突破了限制,解决了很多医学问题,救治了无数“君亲之疾、贫贱之厄”。可以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视野越开阔,所不见的事物和问题就越多,而不是越少,“以所见知所不见”仍大有用武之地。这一整套思想体系,具体到中医,就是借重经书哲学思想的五运六气理论,必能用来认识和解决新问题。

如果我们失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中医理论将被架空,或者成为玄学,或成为手册式的经验主义医学。或者为了生存,被迫去找新的依据和手段来发展,比如用西医的方式方法,如此则“客有泰山之安,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总之,若不能像过去那样从哲学中汲取养料,那么就势必失去活的灵魂,不能用中医自身来认识和解决新问题,则将成为西医实验室中无生之文物。

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深深根植于经典哲学思想之中,读经关乎存亡绝续,意义之重,涉及之广,区区拙文所阐发者,不过沧海一粟。提倡经验方药,甚至去医存药,或为一时之选,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医的存续在于重拾中医所以成为中医之理论,中医的发展在于应用我们的思想重器去面对和解决新问题。中国人以和为贵,不尚武功,却五千年繁衍生息,蒸蒸日上,正因为文化之先进,独具感召同化之力。思想启蒙之后而有封建枷锁的去除,文艺复兴之后而有工业文明的曙光。很难想象富强的国家、先进的民族仍以外族文化为主流,真正的复兴乃是自身文明文化的复兴。而中医之学术,几乎是我们的古典文明能至于实用的最后的阵地,经书中的思想真髓更是中医学术的灵魂所在。历代中上之士,于经史之道,跟从勤行,越五千年矣,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愿此浩然之气常存!

参考文献

[1]朱文锋.中医诊断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40

[2]南怀瑾.老子他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焦树德.用药心得十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0,135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毕伟博姜旻崔红生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