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中医学 调理情志方面的比较

情志和养生在中医学与佛教文化中的比较

佛教文化与中医学有相通之处,其慈悲仁爱的理念,禅坐调心的方法对中医辨证理论和治疗手段均有所丰富。当今社会的节奏变化很快,人们的内心大多是浮躁急切的,这就需要关护我们的内心。纵观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历史,有不少通晓医术的高僧大德,如济公、马祖道一、达摩等,他们不仅是独树一帜的宗教领袖,更是引导信众调理心性健康的灵魂导师[1]。历代佛教法师的语录和著作中有为数不少的关于如何使心境平,保持情志健康的内容,多以开示、对话、禅机的形式表现,其对内心世界挖掘的深度和历练的方法却是中医学所不能企及的。佛教徒在遵循祖师教诲和践行真挚的宗教信仰下,不断地对以新型理论为核心的佛教文化学说进行创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推波助澜的作用[2]。中医学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医学理法俱全,注重实际应用,对情志的调理和养生的研究着眼于疾病的治疗,而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上少有触及。故今后在研究佛教文化时,应将其对情志调理和养生发展有益的部分提炼出来,以促进中医情志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养生临床应用的拓展,推动中医学的发展。

调理情志方面的比较

“心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3]。心如果失去对神明的统率,则会危及其它脏腑并使经络不通则伤害形体。中医将“内伤七情”引起的情志病归为内伤病,佛教则认为一切皆由心造,疾病也是如此。“诸病无非心作,心有忧愁思虑,邪气得入”(《摩诃止观》)[4]。强调心为本,即心识对外在环境和内在情绪有主导作用,大乘起信论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4],主张“净心缘起”,内心生起无明烦恼,则滋生恶业和愚痴,从而导致生理上的疾病;反之,心性是明净无埃的,则身心健康,“心清净故,血则清净,血清净故,颜色清净”(《正法念处经·观天品》)[4]。《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对中医学是如何来调理情志有详细的描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淫邪不能惑其心”[3]。其中,“恬淡虚无”与佛教文化“放下后”的境界如出一辙。佛教文化中非常重视“修心”,“修心”是佛教修行的核心,认为只有“放下”贪、嗔、痴,才能摒弃内心的杂念,达到心体无滞的境界。《坛经》曰:“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常不能染”[4]。佛教文化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修炼“调摄杂乱心境至洁净,证悟到生命的本体境界”,从而认识并恢复人原有“天真无邪”面貌,佛教修行心性的目的是对心理进行清扫、疏通,保障人的身心健康。

佛教理论对人体皮囊构造和自然地研究甚少,作为一门宗教,很少涉及佛教医学体系中四大(地火水风)致病的内容,全是在心性上面做功夫。如禅宗六祖慧能所提出的以“心”为最终途径作为解脱之道的方法,将在世生活与出世修行统一为一体[5]。所谓的解脱指的是当下的解脱,要解脱今世人生的种种同福与烦恼,必须接受现实的人生,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时候不为心所动。这样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安宁。要达到在万法中自由出入而不染淤泥,心境光明的境界,就必须自性保持清净。慧能的禅法不仅是出世的,而且是入世的,是一种以出世之态度为入世之事业。《坛经》曰:“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4]。对一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表象不执著、不受其习性污染,身虽然在俗世但是心不被世间俗务所烦恼,可以自由的放下。心体现的个人意志是无所束缚,放在首位的,打破了对宗教的神化和神像的崇拜[6]。

中医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主要以治疗情志疾病为主,无论是针药疗法,情志相胜,气功导引,还是祝由暗示法,都是建立在中医基础理论上的,中医学认为情志病的病因主要为七情太过伤及五脏。《素问·举痛论篇》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3]。人对外界变化所表现出的反应在正常状况下时,不会引发情志病,当这些情志刺激超出了人体生理活动可以调节和承受的范围时,就会导致五脏六腑的气机和营卫运行功能出现失常,破坏身体的阴阳平衡从而引发情志病。中医学向来强调人的重要意义,其所有学说理论都是为人的健康,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健康来服务为终极目的,其应用对象有时候是个体的,具有独立唯一特性的病患,有时指的是同一类的患有一种症型的群体,但总的来说其内涵是将人作为一种存在的物体,他(她)具有人的生理心理属性,同时还包括了他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时刻影响着人的情绪,使人的感情每天在七情六欲里轮转,这些情志的宣发、渲染和沉淀自然会产生情志的不畅,进而产生疾病,中医学的应用就是侧重于把人放在了与外界相关联的条件下进行内外结合,将七情五志与五行、四季、阴阳、天地对应结合,同时贯穿了以心为君主之官这一主题引领下的五脏系统和心主神明为统领五脏神为条件的总体思维,在一个开阔、整体的中医理论体系下对人情志的秉性和秘密进行综合分析和治理,同时也阐述了一些养心安神的方法[7]。中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疾病和身体精神的调理上,并未将关注点聚焦到人性和哲学的探讨上,在中医心神相关的理论中未可见人性善恶和修行解脱的探讨,这一点是中医学与佛教的最大区别。

养生方法的比较

养生是中医学中治未病的重要部分,是当下最热的一类医学领域。佛教追求“见性成佛”为终极目的,不仅以精神解脱为最高目标,同样重视身体的健康,故佛教在经历千年的发展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养生方法。中医学养生重视调养心性,追求形神合一。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具体方面:一是调理情志,二为修心养性。“情志”,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佛教中的禅定修炼和宗门戒律都是治理身心健康的方法,禅定与中医静坐有所交集,作为治疗情志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与中医养生学相结合来治疗情志疾病。禅定与中医养生方面相互影响的部分有以下两点:一是养心调神,强调心神主宰所有心理生理活动现象。中医基础理论里有“喜伤心”“悲伤肺”“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五志过极的观点[8]。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所以,调整好“心”的生理功能非常重要。平和的心境是影响身心健康的因素,可以应用佛教中修习禅定的方法使内心归于静止,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其次是佛教的参禅可以归为一种静功,长期修炼有益于身心健康,佛教中这些调整内心的修炼方法,在长期的修炼实践中,经过历代医家的整合与创新,已经归纳进中医养生学之中的内容里而不是仅作为佛教中出家僧人所独有修炼的法门。如,佛教中倡导的“万念归一,清心涤滤”的心境有利于排除杂念平静心境。佛教里有专门治疗烦恼的良药。当一个人内心开悟的时候,气血经络的运行也就随之畅通了。如因贪嗔痴而患烦恼,可以用相对的戒定慧来治疗;悭吝的人,就教他行布施;暴戾的人,要教他学慈悲;因经历磨难而心如死灰的人,用因缘说来劝解。现代社会由于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导致心理压力过大,以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这就需要我们运用禅定的方法,是自己内心的波澜起伏平静下来,或者是采用中医养生的方法,如赏析音乐、亲近山水、陶冶情操等。

其次在修心养性方面,两者都提倡一个静字,中医学以静坐守神为主要方法,强调清心寡欲、收心养心的养生观念,认为只有在宁静虚无的状态下,心神才会安定下来而不飞跃,心神安定会引导人体脏腑气血的自然运行和修复,收视返听,遵循自然生化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而达到身心健康的境界。佛教讲究禅定,不执着于禅坐姿势的调整和呼吸的快慢,而重视心境的体悟,提倡在禅定时屏除杂念、专心致志[9]。佛教中的禅定并不是现在广泛意义上所指的盘腿静坐,佛教的禅定是一种新的创造性诠释,其出发点是从自性、心性本觉来强调个体解脱的,其所体现给人的感觉是嬉笑怒骂,不烧香磕头,甚则呵骂,将屎尿等粗俗之物比作佛法,这在表面看来的确是有着叛逆的性质,但从深层次看,佛教所代表的养生观点是要打破执着,反对表明现象的崇拜,而追寻内在的开悟。两者在对静功的认识和实践上有理念的相同之处,未来可以将佛教独一无二的禅定方法融合于中医静坐养心的方法之中。

小结

中医学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受到后来各种学说的影响,而佛教文化的思想对其影响深远,渗透到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尽管佛教文化中的相关理论及实践经验没有中医基础理论丰富完备,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佛教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医学所用。当今快速的生活方式引发的疾病防不胜防,药物的不良反应对人们身心健康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各种身心疾病严重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人们更加重视无毒无害的传统医疗方法,故中医和佛教对相关疾病的认识与治疗上的挖掘迫在眉睫[10]。本文只是从佛教文化与中医学影响关系的层面粗略地作了一些探索,今后会对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佛教文化的内在脉络和发展前景做更加深入透彻的研究,以挖掘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30

[2]白明华,王济,李英帅,等.中国古代四学与中医思维渊源探识.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2):335-337

[3]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次注,宋·林亿等,新校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9

[4]大藏经刊行会大正藏.2001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第2卷.台北:新文丰出版,2006:405-406

[5]范敬.佛教文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4)13-14

[6]李明瑞.论中医理论中的佛学要素.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8):1743-1745

[7]商铁刚.《黄帝内经》中的养生之道诠释.中医药学刊,2004,22(15):2310

[8]蒋力生.中医养生学释义.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19(1):39

[9]范敬.简论佛教禅定及戒律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2):36

[10]朱爱松.从儒道佛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中医“治未病”.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10):4470-4473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张延丞张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