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康熙与传统医药

清代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喜好西学，经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oisGerbillon)、白晋(JoachimBouvet)、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等的侍读、讲解，对西医兴趣浓厚，对西药颇具见地。存世的传教士满文著作《钦定格体全录》《西洋药书》等客观反映了这段史实，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4］。关注西医西药的同时，康熙帝对待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等)的态度如何?有何观点与主张?探讨这些问题，尝试分析研究，对中华文化及传统医学传承脉络的梳理具有积极意义。

1探本溯源，酌古准今

康熙帝对医药治病救人乃至影响国家社稷的思考尤为深入，训曰:“医药之系于人也大矣”［5］190。他反复阅读《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并赞许有嘉，曰“《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义蕴，实有恻隐之心;民生疾苦，无不洞瞩”［6］。为此，康熙帝对历代医书之真伪甄别极其自信，训曰:“朕自幼所见医书颇多，洞彻其原，故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必能辨也”［5］119。清初统治者稽古右文，对于传世的中医药典籍也极力推崇。康熙帝对医学理论领悟匪浅。如谈及“两尺脉属两肾”，除明晰脏腑表里相配外，还设问:“惟命门为虚寄，或云属火，或云属水，总无确说”［7］109。两尺脉何以分属两肾水火，确为历代医家纷争的问题;康熙帝采用朱熹以“贞固”二字解释北方水地、《左传》述上古水正之官员为修与熙二人治理这两种说法作依据，医理上亦成一家之言。此外，康熙帝精医通药亦为世人熟知，“清初六家”之一的查慎行曾感叹曰:“上留心医理，熟谙药性”［8］。“熟谙药性”绝非奉承之言。如草本野生植物“沙蓬米”，康熙帝亲自品尝，认为“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吐者食之，多有益”［7］41。又如“金光子”，即酸枣仁，康熙帝引地方志《闽书》与本草专著《政和本草图经》论述产地、来源，并指出其形态、功效为“核圆而坚，多窍，人心之状，圆外窍中，故此果专为心家药”［7］119。对于药名、药效的疑问，康熙帝更是敏学好问，探本溯源。如对治疗他咳嗽的肺胸舒丸中的药物金银香花，康熙帝就曾提出质疑，“所说金银香花，据查，在《本草纲目》中并无此名，有金银藤，或是金银藤花吧”［9］28。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发现弘治十八年(1505)明政府组织编修、刘文泰主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康熙帝遂命太医院吏目王道纯等重新绘录一部，并从《本草纲目》等书内增补约四百九十条，成为续集十卷［10］。此举对于保存古代本草文献可谓贡献巨大。

2疗效居先，晓谕广众

研读医理同时，康熙帝尤其看重治疗效果。如对进献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他疟疾的西士洪若翰(JeandeFontaney)等饱施恩赐，“特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11］，但同样为他治疗疟疾的御医们虽日夜诊护，却因疗效不佳而深受重罚，“孙斯百等误诊朕病，强用人参，致朕烦躁甚病，……孙斯百、郑起鹍、罗性涵俱从宽免死，各责二十板，永不许行医”［12］。这一事件绝不如传教士所宣扬之西方医药的胜利，而是在康熙帝心目中，疗效才至关重要。此外，对于行之有效的方药，康熙帝毫无保留地公昭天下以惠济百姓，“是故朕凡所试之药，与治人病愈之方，必晓谕广众。或各处所得之方，必告尔等共记者，惟冀有益于多人也”［5］119。康熙帝得“种痘之方”，大力推广“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当然一味强调疗效的康熙帝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时。如对于灸法，他就认为“灸病者非美事，而身亦徒受其苦。朕年少时尝灸病，厥后受方，即艾味亦恶闻矣，闻即头痛，徒灸无益”［5］191，过分注重个人感受，对行之有效的灸法形成了误判。另一奏折批谕亦可见康熙帝对于针灸的态度，即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皇三子胤祉奏诏，意大利画师聂云龙(GiovanniGherardini)右肩疼痛，已派遣御医凌易风、尹德诊视，二医力主针灸，但聂云龙拒不肯受，奏报皇上裁定，康熙朱批:“西洋人既不欲针灸，则听其便，勿得强迫”［13］331。这体现了康熙帝对西来学者的关护，及对待针灸似乎较为宽容、理性。

3药病相宜，饮食为重

康熙帝主张方药与疾病相对应，用药贵乎与病证相适宜。训曰:“药惟与病相投，……是故用药贵与病相宜也”［5］120。他训诲医家以前代贤医为典范，对症施治，认为“古人立方，各有定见，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对症施治”［5］190。又以亲身经历反复告诫:“又尝见药微如粟粒而力等大剂，此等非金石之酷烈，即草木之大毒。若或药投其症，服之可已，万一不投，不惟不能治病，而反受其害。其误人也，可胜言哉”［5］190;“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脾，宜于肺者不宜于肾。朕尝谕人勿服补药，……朕之调摄，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14］。康熙帝尊《灵枢经》所谓“五脏有大小、高下、坚脆，故饮食嗜好不齐”［7］154。反对滥补，视人参等补药为“趋奉迎合之小人”，认为饮食有节、温凉有度、起居有常才是养生之道。对此闻性真曾撰文《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进行专门研究［15］，韦泽则从节、慎、劳、怡四个方面对《康熙帝〈庭训格言〉的养生思想》展开分析［16］。《黄帝内经太素》康熙帝曰:“养生之道，饮食为重，……若或内伤，饮食者禁之犹可;至于他症，自当视其病由，从容调理，量进饮食，使气血增长”［5］121，对内伤、外感的不同饮食要点训谕得十分清楚。日常生活中，康熙帝盛夏暑月不开窗、不纳风凉［5］9;在外出猎时，衣着厚实，预防寒冷［5］154。对于亲近大臣、股肱文武，康熙帝好为人医，每每赐以珍肴、灵药。如康熙帝近臣镶黄旗包衣赫世亨患寒暑伤气之证，发热烦躁，下痢红白，色如鱼脑，病势险大。康熙帝派遣御医张睿、刘声芳，经加减调中益气汤、加减归芍六君子汤等治疗逐渐起色。康熙朱批:“赫世亨今既已活，病得痊愈，则心勿烦闷，好生调养，必速康复。病才稍愈，若不调养，年已六旬，难保不犯。理气健脾丸之药，滋补脾胃，且能消食，每早一钱，用小米饭汤送服，想必有效，往御药房取之饮用看。除此之外，勿得饮用一切补药、人参等物。……燕肉在京城可得，此为彼所好者”［13］528。康熙帝对于脾胃健运、饮食调养、参茸补药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4兼采蒙古、喇嘛医学

康熙帝不仅对传统中医药感同身受，对于外来药物、民族药材的使用也颇有心得。“药料之名，有中外声音相似者”［7］56，康熙帝采用音韵训诂，对诃黎勒、莨菪子等来源进行考究，并采用实地考察法加以验证。“如蒙古有损伤骨节者，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5］120。蒙古部落所见之青草绰尔海的根部(即续断)，康熙帝派人尝试、检验，确有续折接骨之功效。康熙帝十分信任蒙古医药，如正黄旗包衣护军参领莫尔洪暑湿伤气下痢，经刘声芳等久治不愈，康熙帝对御医颇为不满，亲自提出方案，以蒙古偏方治疗:“朕处侍卫迪纳亦系此病，曾经大夫医治，亦未见好。蒙古大夫使其服用兔脑，又用几味药调治，现已痊愈。故缮清药方所用药名，俟晚上送往供鱼房，即照此方试治”［9］48。此外，康熙帝对喇嘛医学同样重视，如“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大阿哥福晋张佳氏育喜后忽然出血，病甚可危，皇三子胤祉谨奏皇上，康熙朱谕:应遣喇嘛诊视”［13］385。可见，在康熙帝的医药观念中，蒙古、喇嘛医学等民族医药均占有重要地位。

5结语

综上所述，清帝康熙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君王，对于医药的关注并不限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医学，对于传统医药学的理解、熟悉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康熙帝讲求对证施治、药病相宜，且身体力行，饮食有节，温凉适度;同时医药化为怀柔绥抚的重要政治手段，以保障他所信任的家眷以及股肱大臣、文武官员的健康，其家长作风、医药和权力必然交织在一起［17］。而御用医药实用性、权威性的特点，也造就了保守性、封闭性的弊端［18］，难以推动有广度和深度的医药现代化［19］。康熙帝曾经构想，“当兹海宇昇平，正宜怀保吾民跻春台而登寿域。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今，博采群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久”［6］。在后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宗金鉴》终得以刊行。就如康熙帝谈到穴位“人中”时所言:“今满洲呼‘呢呀尔马’，蒙古呼‘库门’，高丽呼‘萨拉密’，皆直曰人而已，……及阅《素问·骨穴篇注》有‘鼻’‘人’二字，是古人亦祇呼为人矣”［7］127。千般万态，返璞归一，回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西学中源、满汉争议、汇通中西医药等问题，至少在康熙王朝得以暂时缓解。

来源：中医杂志作者：杨奕望胡蓉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