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中医药大事记②| 1983—1989年

　　1983—1989年，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整个中国社会都充满活力。7年间，中医药事业也生机盎然，蓬勃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立；全国每个县都开始建设中医医院；《中国中医药报》创刊。新生，既意味着无限可能，也意味着不可预知的挑战。站在历史的这一节点，就能看到中医药人曾经攻坚克难、披荆斩棘的光辉历程。

　　（1）1986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7月，国务院下达《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10月，任命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兼任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

　　（2）1986年10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会议第一次提出普及县级中医医院或者民族医院的目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专门研究部署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发展的重要会议，对我国县级中医医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1987年9月，国家中医管理局向坦桑尼亚派出第一批中医专家组，开展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研究。

　　（4）1988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中药管理职能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划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5）1989年1月，《中国中医药报》创刊。该报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机关报，是全国中医药战线的专业性报纸。

（1）（4）历史陈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中医药工作进入自立发展新时期

　　如今，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体育场西路1号大楼门口的白色牌匾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几个黑色大字引人瞩目。无数的中医药发展政策和文件从这里发出，为中医药发展规划道路，指引方向。

　　而鲜有人知，它的诞生历经波折，凝聚汗水。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诞生前，全国范围内没有独立的中医药管理机构。中医工作一直由卫生部管理。1954年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与卫生部500多名编制的总额相比，中医司仅有15人编制。1978年以后，中药归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中医和中药既处于从属地位，又面临“分家”状态。

　　曾经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第一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的胡熙明说，“要想将中医药发扬光大，就要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他反复强调说，本来，中国的卫生部应该管好中医，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思想认识上，卫生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对中医工作重视不够，对中医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中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了解不深，在对待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从属地位，致使中医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面临长期以来用管理西医西药模式管理中医中药的状况，中医界反映十分强烈。1984年，由浙江何任发起，联合山东张灿玾、湖北李今庸等10位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各地通过名老中医向各级领导反映的问题更是不计其数。

　　对此，党中央、国务院5次讨论中医问题，卫生部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问题。

　　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对这个想法表示坚决支持。1985年，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了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的建议。当时，国务院领导认为，光泛泛反映不行，要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多次报告，1986年1月4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常务会议指出，“要把中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西医结合是正确的，但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不能把中医只当成西医的从属”。还指出，“对中医科研问题要重视。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加以总结、研究，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并决定，“国家每年拨给中医补助费一亿元（包括中医教育）”。“对加工、生产中药饮片实行免税政策”。这在当时国库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

　　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明确规定“国家中医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其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

　　1986年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对外办公。国务院任命胡熙明为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田景福、诸国本任副局长。

　　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以后，首先制定发展规划和工作制度，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重点、学术发展为依靠、科学管理为保障，全面统筹推进，使中医工作步入正常运作轨道，初步实现了中医事业的自主管理。

　　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的中药职能移交国家中医管理局管理。从此，国家中医管理局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药材公司也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单位。除原来中医局的三位领导以外，增加张洪魁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在接下来的10年内，各项中医药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医药事业迈入飞速发展的30年。

　　中医药科研内涵建设不断加强，科技队伍素质显著提高,一批科研人员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科技攻关课题、国家攀登计划课题、火炬计划项目、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相继完成，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勇于创新的青年中医科研队伍。

　　中医防治疾病能力不断提高。重大疾病和常见病、多发病, 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等的防治研究有了新进展。

　　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取得丰硕成果，普查出的中药资源达12807种，揭示了中药资源分布规律，调查了常用中药材的野生蕴藏量，首次提出了全国中药区划系统，对中药资源的家底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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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中医界和众多支持中医发展的民众诉求，满足了国内外对中医药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此，中医药工作由过去的从属地位时期进入自立发展的新时期。

（2）历史陈述

县县建中医院：中医基础力量逐步恢复

　　改革开放初期，中医工作开展7个中医基地建设，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分别建好一所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但崔月犁、胡熙明、田景福等考虑到：我国土地辽阔，中医在农村有深厚基础，一个县十几万、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没有一个中医基地是不行的。

　　县级中医医院是中医发展的底子。衡阳会议首先提出建设县中医院的问题，但一直有待落实。崔月犁曾在调研中发现，当时全国2000多个县，只有100多个县有中医医院，其他的县中医基地没有了。

　　经过努力，1986年10月，卫生部在湖北省沙市召开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时，全国2046个县，县中医医院数量达到1120所，一半以上的县已建立了中医医院。会上，将“县县建中医院”作为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进一步安排，中医的基础力量开始逐步恢复。

　　当时，全国各地有不少中医医院是集体所有制中医门诊部或城关卫生院换块牌子转变过来的，国家的财政补贴根本到不了那里。

　　面对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崔月犁想了一个办法。将一个亿的专项资金，对地方重点支持。国家出一些钱，省里出一些钱，当地的市县也出一些钱。这样，他就用1个亿调动了3个亿的资金。

　　在办院方针上，胡熙明坚决贯彻衡阳会议精神。他认为，中医医院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中医医院的任务就是继承发展中医，就是用中医中药为人民服务。

　　对于县级中医医院领导班子的配备，胡熙明强调，中医特色是中医机构的生命，关系到中医机构的发展方向，必须以中医药人员为主体。在业务技术队伍建设上，中医药人员不低于医药人员总数的70%。在科室设置上要体现中医特点。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提高辨证论治水平，积极运用中医的各种传统疗法，扩大收治病种，提高中医药治疗率。

　　决策得到了全国各地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几年以后，2000多个县，大部分县都恢复了中医医院。

　　建设初期，中医医院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都很差。面对质疑，胡熙明坚定地说，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不是人家逼着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要求进步，而且要把这个进步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来。内涵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1989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会前，胡熙明就会议筹备工作向当时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作了汇报，“当前中医工作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内涵建设，充实、巩固、提高现有的中医机构，尤其是中医医院。”

　　会上，胡熙明用大量篇幅谈中药管理问题，同时提出必须认真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中医工作的重点从“以机构建设为基础”转变为“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

　　实践证明，“县县建中医院”是一项气势宏大、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它使中医机构和中医人才队伍“铺天盖地”，使中医事业的框架底盘全面张开，使城乡人民都有机会享受到中医中药。否则，中医可能只能变成一簇鲜花，成为城市街头可有可无的点缀。

（5）历史陈述

《中国中医药报》创刊：中医药舆论阵地形成

　　“中医药事业能够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争取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理解这个事业，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靠什么？靠宣传工作！舆论工作是首要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胡熙明曾在讲话中这样说道。

　　新闻宣传工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中医药界早就盼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全国性报纸。

　　1986年12月12日，卫生部中医司最后一次司务会议（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中医司撤销）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胡熙明提到了创办中医药报的问题。他说：“机关报要赶快办，明年上半年要办起来。”这样急切的心情，反映了中医药各界对于这份报纸的期盼。

　　1987年3月，国家中医管理局党组做出决定，由诸国本同志负责报社筹建工作。4月1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向新闻出版署呈报了“关于创办《中国中医报》的请示”。新闻出版署很快就批准了该请示报告，但由于报社地点（办公用房）、经费、人员等问题尚未落实，试刊时间一拖再拖。1988年5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筹备出刊中的《中国中医报》随即被批准更名为《中国中医药报》。

　　由于国家中医管理局刚成立不久，报社缺乏基本建设和启动资金，面临很多问题。1988年11月，在《中国中医药报》社召开的首届通联工作会议上，胡熙明局长说，“我们现在干的是前人没有干的工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上坡路刚刚开始，我们走的是困难的路、坎坷的路、艰难的路，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在报社的办公场所遇到困难时，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鹤亭和党委书记张世栋将一个旧的托儿所暂借给报社办公。张洪魁副局长从中国药材公司给报社提供了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由谁来题写报头呢？报头作为一张报纸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一张报纸的标志和象征。诸国本委托著名老中医高辉远去请彭真同志题词，彭真同志为报纸题写了“中国中医药报”报头。

　　就这样，两排7间平房，30万元启动资金，报社开始了办公。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打倒顽强的中医药人。1989年1月2日，元旦以后的第二天，这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从一个普通的印厂出发，成为中医药事业坚强的舆论阵地。一批批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者，前赴后继，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

　　初期，报社人手不够，只有二十几个人，大家都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当时报社招用人员有两条原则：首先是德才兼备，热爱中医；其次在专业方面，主要选择学习中医中药专业的或新闻、文、史、哲、人文社科专业的人才。

　　诸国本说，“办好《中国中医药报》，关键在于要有一支热爱祖国，热爱中医药事业，精通业务，勤奋工作的新闻队伍。招来的员工由学中医中药和学新闻的两部分组成。我希望他们能够把知识相互结合，更好地发挥行业报纸的特色。”当时首都新闻界有个评论，说《中国中医药报》虽然办得晚，但编辑记者水平是最整齐的。

　　在栏目设计方面，突出报纸的专业特色，最早确定的“岐黄论坛”“名医名方录”等栏目，现在仍在沿用。针对行业报纸的特点和记者年纪轻、经验少的实际情况，报社建立了学习制度，将中医药知识和新闻知识列为必学课程，并多次邀请专家授课。

　　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报社的稿子，大家都很高兴。之后，报社总是将重点稿件刊登的同时，快速推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为中医说话，为中药说话，是这份报纸的初心。回忆起报社筚路蓝缕的创刊经历，印证了胡熙明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事在人为，没有搞不成的事情，关键是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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