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①| “五步模式”教活古典医著

　　名师画像

　　许家松，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研究生、医学硕士。

　　长期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内科临床工作。《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方药中、许家松)，获1989年国家中医药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诊治经验研究》（方药中、许家松等，国家“七·五”攻关课题），获1991年国家中医药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学术思想和经验的研究与传承》（许家松等），获200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代表性论著：《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温病条辨讲解》《温病汇讲》《温病条辨研读与临证心悟》《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与框架构建》《论<内经>的养生观与养生法则》《中医“治未病”的丰富内涵及指导意义》《从气候异常话“非典”的发病与流行》等。收集、整理、出版《方药中论医集》，共六卷，其中合著两卷。

　　步入杏坛、杏林，转瞬半个世纪了。虽然没有夺目的光环，但初心无悔，走得踏实。

　　因为热爱，所以选择

　　我生长在一个教师世家，是家中的第四代教师。

　　曾祖父是清末一位清贫的乡村私塾先生。那时，仅靠教书还不能糊口，还得租种点薄田，种地务农。

　　祖父是一位清末秀才。1905年，自隋唐以来长达14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代之以“学堂教育”,这也打断了穷苦子弟“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梦想。因家境贫寒，祖父考取了不收学费、管吃管住的“师范学堂”。毕业后，祖父成了家中的第二代教师。靠刻苦奋斗，一步步被公推为山东省教育会会长。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1922年，在主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祖父陈词：“国家之根本在国民，国民之精神在教育。”

　　父亲是家中的第三代教师。大学毕业后，他从中学教师一直做到大学教授，并走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前列。

　　我是家中的第四代教师了。记得小时候，孩子们一起玩“过娃娃家”游戏时，我总是乐于扮演“小先生”的角色，模仿老师给小朋友上课。1962年，我毕业于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做了一名教师。

　　家庭的熏陶，个人的爱好，让我热爱教育，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走上了“杏坛”。

　　短暂的教师生活不久，“文革”开始了。一切都被打断了，打乱了。但在这场文化浩劫中，我有幸遇上了惨遭迫害、贫病交困中的山东著名中医吴少怀先生，是他把我引领上了中医之路。后因在学习考试中，取得“双百”成绩，我进入了中医院工作，做了一名住院医师，步入了“杏林”。在这里，我受到了较严格的临床基本训练。

　　1978年，我国开创了中医研究生教育。满怀对中医的热爱和深入学习的渴望，经初试、复试和口试三关，我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进了我心目中的杏林殿堂——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成为首届中医研究生。口试时，一首小诗，让我有幸得到了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的垂爱。后来，更有幸在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一直在研究生院从事研究生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先后以“《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炎的诊治研究”“著名中医专家方药中学术思想与诊治经验的研究与传承”三项研究获部级科研成果奖。

许家松（左二）和她的研究生。

　　几十年来，我一步步不断加深着对中医学的认识和热爱。

　　什么是中医学？

　　我认为，中医学是中华文明史、科技史上的一棵长青树，是开启中华文明的钥匙。走进中华文化的时空长廊，我们自豪地历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些标志着人类走向文明的天才发明；我们登上万里长城、走进恢宏故宫、俯瞰威武的兵马俑时，会惊叹祖先的智慧和中华文明是如此的辉煌和厚重。但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它们先后走进历史博物馆，被定格为“历史文化遗产”，而中医学却不是。

　　中医学不但成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还跨越了两千余年的时空，以其绵绵不断的传承，至今仍然保存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十分鲜活的实用价值，深深连接着“地气”，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为百姓提供着实实在在的服务。正是依靠着这千年不断的传承性和鲜活的实用性，中医学成为中华文明史、科技史上的一棵常青树。

　　在世界文明史和科技史上，中医学更是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和独有的文化现象。打开世界文明史、科技史的长卷，也曾创造出遍及全球的古代文明：在非洲，有古埃及文明；在中亚，有巴比伦两河文明；在南亚，在恒河，有古印度文明；在欧洲，有古希腊、罗马文明；在美洲，有玛雅文明。但是这一切都中断了，甚至神秘地消失了，它们也化为历史的记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医学，只有中医学是全世界唯一传承千年，没有中断，整体保存，且至今仍鲜活实用着的古老文化，成为全世界文明史、科技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医学是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财富，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它不但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还启示着未来。它不但属于中国，而且还正在走向世界，为人类造福。

　　中医学是奠基在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人体健康为中心，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把人的生物-心理-社会属性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阐释生命过程、生理活动、疾病病因病理、诊治、养生规律，并以辨证论治作为诊治疾病主要方法的、中国特有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我热爱中医，我选择了中医。

　　作为一名中医教师，我感到自豪和幸运。

　　前辈指引，自编教材

　　198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研究生班独立承担专业必修学位课程“《温病条辨》研究”和“《素问·运气七篇》研究”的教学。中医研究生的教学，是从“零”开始的。没有统编教材、教学大纲、方法和经验积累。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方药中先生遵循党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设计了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最具代表性的古医著，组成了中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提出了“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教学方法和中医研究生培养模式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中医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设计和构建工作。在四部古医著中，《温病条辨》是唯一一部在大本教材中没有以原著学习为主的学科，因此落实到自己承担的教学，心中还是没底，缺乏信心。

　　那时，任应秋先生经常从和平里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到西苑医院主讲《黄帝内经》和主持答辩。一次，在我陪送他去食堂就餐的路上，他关心地问起我的教学计划。我说：自己水平不够，打算还是以外请专家为主。还高高兴兴地历数拟请的一大串著名温病学专家的名字。记得当时，我们正走在盛开着的藤萝架树荫下，任老突然停下了脚步，收起了笑容，打断了我：“够了！你为啥子外请那么多专家？！小许，你明白吗，你要自己讲！”看到我尴尬的样子，他缓和下来说：“你一定能讲好！比我们这些老的讲得好！”我不知所措地点着头，并深思着这番语重心长的教诲。随后，我调整了教学计划：自己讲原著，外请专家作专题报告。讲《温病条辨》，开篇就是《卷首·原病篇》。作者吴鞠通从《黄帝内经》中精选了有关温病、热病、暑病的十九条经文，作了精当的注评，置于卷首。但是，一般注者、讲者都略过这一部分。其中第一条就是摘选了“《素问·七篇大论》”中，讲五运六气与温病发生和流行的相关性。我曾先后联系了几位专家来讲，均遭婉拒。其中有位熟悉的名老中医对我直言：“五运六气，那是天书！太难了！说实话，年轻时，我下下功夫，还能讲。现在老了，下不了那功夫了，请别人吧。”我找到对运气学说造诣颇深的方药中先生，被他一口拒绝，并且说：“你必须自己讲，不许外请！”好在这时，我已在方先生指导下，合作撰著《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通过一点点深入钻研，心中有底了。而且我认识到吴鞠通正是通过对《黄帝内经》的发掘和评注，为温病学勾勒出源于《黄帝内经》的温病证治大纲，从而为较伤寒学相对年轻的温病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置于卷首，确实起到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同时更认识到，只有从“内经-伤寒-温病”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中进行学术梳理，才能真正把握和讲好原著，使其具有高度和深度。我就是这样从“逼着鸭子上架”开始，在前辈的指引与鼓励下一步步成长起来。为了讲好这门课，我先后编著出版了《温病条辨讲解》《温病汇讲》《温病条辨研读与临证心悟》三部温病学系列教材。并和方药中先生合著的《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1989年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教学中，我还得到了董建华、赵绍琴、潘澄濂、姜春华、黄星垣先生等这些早逝而无冕的大师们的大力支持和教导。让人心痛的是，支持我的诸多前辈中，现在只有邓铁涛先生健在了。在此谨向这些无私支持和指导我的前辈们致以深深的感念。

　　教古典医著，创“五步模式”

　　对研究生古典医著的教学方法和步骤，我作了新的探索。通过“《温病条辨》研究”课，设计了“五步模式”。这“五步模式”是：

　　第一步：课前问卷调查。内容有：列出《温病条辨》等十二部温病学名著，了解其阅读与学习基础；了解、观察、治疗过哪些急性发热疾病，了解其临床基础；让学生对讲课的内容与方法提出要求、选择与建议；对考试方法作出选择与建议；了解是否参加过有关科研和有关论著发表。

　　第二步：“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是方药中先生首提。我的具体做法是：列出自学与讲课的同步进度表；通过课堂教学对原著提要钩玄，讲清条文要点、实质和临床运用；对原著的学术发展创新与源流进行梳理；介绍当代研究动态与成果；对重点问题设专题讲授。

　　第三步：开设“答疑课”。对学生提问，集中分类作出深入、系统答疑或专题讨论，避免空泛、无准备的答疑。

　　第四步：开设“病例讨论与评议课”。由学生报告其亲治亲历的温病病例。教师对其诊治成败得失作出评议与建议。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第五步：创“命题小论文”作为研究生考试方法。由教师在原著范围内提出若干命题，让学生从中自选并与教师辅导结合确定小论文题目。通过这种考试方法，学生不但深入学习了原著，并为撰写学位论文作了预习。

　　上述方法通过近三十届研究生的教学实践验证，学生普遍反映：读懂了原著，联系了临床，梳理了学术源流，以了解发展与创新，印象深刻，学到了真东西，收获很大。

　　“非典”流行，勇于担当

　　2003年春夏，那是一段让人至今刻骨铭心的记忆。一场突降的灾疫侵袭了我国大江南北。3月5日，北京第一批输入性家族性“非典”发病并很快肆虐北京。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4月21日，北京日确诊病例打破百例大关，达到143例。北京市改发“疫情日报”。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这段时间，马路上不见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往日拥挤的公共汽车变得空荡荡的。我和大家的心被震撼着、焦虑着。作为一个讲授温病（温病包括现代的急性传染病、感染性疾病等以发热为主症的疾病）的教师，除了焦虑，还有思考和责任感。我每天详细记录着当日的疫情，重温了《黄帝内经》《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中有关急性热病的发病规律的论述、历史上北京大疫的记录等，并回顾了新中国中医工作者在抗击“乙脑”流行中创造的“0”死亡率记录和经验等。

许家松（右）和她的学生马晓北（左）。

　　在课堂上我联系当时“非典”的流行，进行讲授。记得当时气氛紧张，学生们已被封闭在教学和宿舍区。连午饭都要由食堂送盒饭到楼上。我思虑着，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我隔三岔五地联系着“能说上话”的名老中医，希望他们能表达中医的心声和决心。在这场灾疫面前，中医要参加！中医要发声！我拿起拙笔，连写三篇文章，以“五运六气”学说和历史记录为据，论述“非典”发病与气候异常的关系；以“二十四节气”为节点，预测“非典”流行的高发期与下降期的具体时段；设计了自拟的中医诊治“非典”的方案等。我没有什么渠道，只有把稿件投进邮箱，直投报社、杂志社。没想到，很快都发表了。成为《中国中医药报》《中医杂志》首批发表的中医抗击“非典”的文章，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予以转载、收入出版的专集，并参加了与国家气象局专家的讨论。

　　5月7日，在国家一系列有力的统一布置下，中医正式参加了抗击“非典”战斗，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经历近3个月的奋战，到6月24日，在连续数日为“0”发病率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终于解除了北京为“非典疫区”的禁令。我紧张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下来。不久，我把一大包积累的资料打包封存起来，在资料袋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在这突降的灾疫面前，你记下了什么？你做了些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些无奈和歉然。

　　承上启下，坚守中医“道”与“术”

　　继承与发展是中医工作两大永恒的主题。承上启下更是一代代中医人的职责。方药中先生是一位对中医理论作出顶层创新设计的中医理论家，一位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奠基开拓者和一代名师，一位精研肝肾病诊治自拟传世名方的一代名医，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作为他的学生、合作者和家人，继承他的学术思想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系统传承其学术思想，我秉承方药中先生生前的研究方向，继续招收培养硕、博士生，在他们三至六年的学习中，坚持全程临床带教。2007年收集、整理、出版了《方药中论医集》，共六卷，二百五十余万言。2009年，完成了研究课题，并获部级科学技术奖。2011年，在研究生院的支持和主办下，成功举办了“方药中学术研讨会”。传播中医是我一生的职责。我曾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讲“从《黄帝内经》走进中医”，在中医师承专业学位课程班上讲“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框架构建”等学术报告。值得欣慰的是，在我退休时，我指导的博士生已经走上讲台，独立承担教学任务、独立进行有关课题研究并获奖，完成了承上启下、新老交接的工作。

　　杏林、杏坛，一路走来，如今已近耄耋之年。虽然才学平平，没有骄人的业绩，也没有夺目的光环，只是用心坚守着中医和教师的“道”与“术”。怀着对中医的忠诚与珍爱之心，清清白白正直做人，认认真真用心做事。医乃仁术，没有仁心，学不好仁术。步入杏林、杏坛之初，我曾为自己立下“三不”规矩：一不上一堂无准备之课；二不轻易诊治每一位患者，不分高低贵贱亲疏；三不写一篇言之无物“剪刀+糨糊”的文章。初心不悔、初心不忘，我做到了。热爱中医，热爱教育是我的人生选择，认真与坚守是我的人生遵循。

　　2016年12月，有幸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授予的“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荣誉称号，这是一种多么温暖而珍贵的勉励，一种神圣使命的赋予，更是对60年来辛勤耕耘在杏林沃土园丁们的莫大鼓舞、扬鞭和激励。杏林、杏坛一路走来，向着未来中医的腾飞奋力前行吧。

(责任编辑：朱蕗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