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脾脏象理论的发生密不可分

论古代文化与脾脏象理论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脾脏象理论的发生密不可分，不仅孕育了理论的生长，也不同程度规定了其发展走向。从发生学角度来看，脾脏象理论系统的构建，所援引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文化元素。基于文化背景的研究，可明晰脾脏象理论发生的思维特征、文化来源和学术内涵，对于提高脾脏象理论的理性思维水平，构建现代知识背景下的脾脏象理论的知识体系，丰富和创新脏象理论起到一定作用。

易学象数与先秦诸子学说对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1.医易同源、医源于易，脾脏象理论体系藏象数取用思维模型周易河洛是先民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其宇宙观、整体观、变易观，具有独特的学术魅力，作为构建中国原始文化的基石，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1]。其与阴阳五行相融合，洛书体现了五居中的动态平衡以及中土对四方的主宰等，这种土生万物模式与《黄帝内经》中土具有统领、调节水火、木金的功能相同，推之“脾为五脏之本”“脾统四脏”理论的发生。洛书配属八卦，独中五无卦可配，形成“中五立极”，中五不占四方而统领四方，象以定数，数以征象，“时脏阴阳”系统结构中“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类土……其数五”（《素问·金匮真言论》），脾脏不独立于四时而统治四时，与之相符[2]。

《易传·说卦》云：“坤为脾”，《灵枢》九宫八风图与此相同。后天八卦脾配坤卦（阴土），方位在西南；胃配艮卦（阳土），方位在东北，坤之本意为地，艮之本意为山，五行均属土，土之方位更多的是配中央。亦有脾胃太极论与中气太极论[2]，即医家认为五脏之中脾与中气为太极，清代邵同珍曰：“盖天地一大太极，人身一小太极……脾土色黄居中，主静藏意，为诸脏资生之本，太极也”（《医易一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配五脏周身图说》）；清代黄元御认为中气为太极，胃、脾为两仪，肝、心、肺、肾为四象。

2.先秦诸子学说间接影响中医脾脏象理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促进中医脏象理论体系的完善，先人关于中医理论中运用的哲学概念的认识，亦成为了中医脾脏象理论体系构架的基础。其中道家、儒家影响颇多，各家比较看重“中土”的特殊地位。墨家“察类明故”的逻辑思想，对脾脏象相关理论的归类起到影响。阴阳家“五行配伍”中土与黄色的中央至尊地位也更趋完善[3]。杂家《管子》的“精气”是世界本原论及《吕氏春秋》的精气本体论，支撑脾气为脾一切功能活动基础的论点；《管子·四时》中五行思维模式引领到医学与五脏相配，亦为中土脾胃理论奠定基础。兵家提倡做到“有备无患”，顾护脾胃常被古代医家作为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重要原则。农家思想注重环境、天时、地理、气象和人的协调性，《黄帝内经》也强调脾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为脾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医儒相通，儒文化对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1.儒家的宗法伦理观、“重道轻器”等思想对于脾的命名、解剖理论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黄帝内经》把人体的器官命名为十二官，脾称之为“谏议之官”，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正名思想，其实质就是政治等级观念。最初《黄帝内经》未见脾的形态结构，而对于脾脏位置的描述较多，与胃的亲密关系清晰呈现，缘由可能一是脏腑在全身所处的位置契合阴阳哲学观下的分类，二是脾在与胃为主的关联系统中才显现出其生命意义。所以说古人对脾的解剖实体虽有见识，但仍以功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根本，据象定脏，脾主运化、统血，为气血之本、脏腑之本乃至后天之本的功能并非言一个形态器官的表现，而是涉及多系统的综合功能的表达，这种重功能轻形态的认识既是脾脏象理论的特征，也是儒家重道轻器思想的映射。

2.在“重农”经济背景下，“重土”“中和”思维和“中庸之道”对脾脏象的理论产生影响《白虎通》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神学观点，把土说成是一切物质元素中最根本的元素和社会组织中的最高主宰，看重君主的地方和中央集权专制政权至高无上的神圣性[4]，这种思想加重涂抹了“土（脾）”文化。五行中以土为要，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进一步明确了土的核心地位：“土者，君之官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曰：“土者，天之股肱也……五行之主也”。《春秋繁露·五行对》又说：“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素问·太阴阳明论》亦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五脏受气于脾，脾属土，灌溉滋润肝肺心肾四脏。人之奉养，来源于饮食水谷的精气，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外养皮毛筋骨肉，内养脏腑。清代陈修园《时方妙用·附录慎柔五书》阐释为：“五脏皆受气于脾，故脾为五脏之本”。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脾病源流》言：“盖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故脾气充，四脏皆赖煦育；脾气绝，四脏不能自生”。脾胃有化生气血为周身提供养分的作用，同于土地生养万物之能。

中庸思想与中医构建中和的生命环境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儒家思想是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文化基础[5]。脾又位居中央，地位特殊，脾的生理特性及治疗用药更凸显了“中和”的基调。脾位“中宫”、脾胃为“中焦”；治疗上有“温中”“理中”“安中”“和中”“补中”之大法，在处理脏腑兼证时有“健脾和胃”“调和肝脾”等原则。

3.儒家“三才观”对脾脏象理论体系建构产生影响儒家亦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可以说《黄帝内经》中大多数人体脏腑与天文历法气象对应的模型都是这种“三才观”大框架的体现[6]。如六节脏象模型“头六脏”说，“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素问·诊要经终论》）；八卦八风脏象模型，天芮星配坤卦，脾属坤卦，在西南属土，居玄委宫，应谋风，所主之时是自立秋至秋分之间的45日。《黄帝内经》对方域划分的五方说中“中央生湿”，“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素问·金匮真言论》），这些脾与天时地利的相关理论拓展了脾脏象的研究思路。“医乃道之绪余”，道家本原观、自然观、辩证观对脾脏象理论形成的影响

1.“道在于一”的本原观道家思想的内核“道在于一”奠定了中医“气一元论”学说的基础，脾的主要生理功能包括脾主运化、脾主统血、脾主升清。其中脾主运化有赖于脾气的推动，“脾气散精”是推动精微转运的根本，脾主升清有赖于脾气的升发；脾主统血有赖于脾气的固摄，不论生血、摄血、行血都不离脾气，“盖脾统血，脾气虚则不能收摄”（《景岳全书·便血论治》）。

2.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各个层面。《老子》中表现最为明显。道家主张宽让境界，柔软不争，平等宽容，贵和有度，静柔以保精气，脾土属阴而喜润喜柔。脾不燥不湿，不寒不热，治疗脾胃多以甘味药为多，甘可缓急可解毒可调和。从脾的特性及相关的理论上能寻到这些思想的投射。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内篇》，古代医家十分重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脾与胃相为表里，同居中焦而主土，为万物之所生，也为万物之所归，脾胃与养生相关理论自然发生。道家注重对整个自然界进行整体认识，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性[7]。“脾”相当于人体小宇宙的中的“地”，大地如母亲，源源不断地为人体后天发育、成长、维持生命历程给养。“脾”主要是将水谷精微输送到各脏腑组织中去，以发挥滋润濡养的作用；另一方面将代谢后的水液通过其运输作用不断排出体外，从而维持人体水液代谢的相对平衡。由于天人相应，中央与脾气相通，故在中央方位人体脾的功能旺盛。五运之三运为土，六气中四之气为太阴湿土，同气相求，人体“至阴”之脾与气候潮湿而温暖之长夏相应。脾的生理病理及脾病的转归预后，都有它的年、月、日、辰等自然节律[8]。

3.对立依存关系的辩证观《易经》中的阴阳关系是直接从观察宇宙万物矛盾中得出的，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辩证观，在脾脏象理论中主要体现在脾与胃、脾阴与脾阳的关系上。脾与胃功能相互为用，即脾与胃通过经络的相互属络构成脏腑表里关系，因此两者表里配合、相互为用。纳运相合，即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过程需要二者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升降相因，即脾升胃降，气机调畅，才能维持消化功能的正常进行。燥湿相济，即脾胃一阴一阳，阴阳平衡，消化功能才能维持正常状态。脾阴在脾主运化等功能中负责滋润、制约阳热、防止过亢；脾阳负责温煦、推动，脾具坤静之德，乾健之运，二者平衡脾之生命活动安泰自如。

结语

中医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周易河洛、先秦诸子学说、儒道文化等都在脾脏象理论发生过程中留下痕迹。这些古代文化理念虽主张各异，但都能和谐融入理论体系之中。脾脏象理论可谓得易学象数的原始架构，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主要理念，中土文化之精粹逐渐形成与完善。通过文化思想的挖掘，深层次揭示中医脏象学说原创思维的来源、方式和发展，深入探讨脾脏象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性，进而为发展创新理论提供支撑。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作者：秦微王琳琳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