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对癌性疼痛认识

苗医与中医治疗癌性疼痛的异同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有关的感觉、认知、情感及社会维度的痛苦体验［1］，是肿瘤患者中晚期最常见且最难控制的临床症状之一。目前WHO推荐的“三阶梯药物止痛法”虽是干预癌性疼痛的主要方式，但临床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且毒副作用大，目前更推崇个体化、多途径的综合治疗［2］，而民族医药是癌性疼痛综合干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医学与中医学虽在历史上相互渗透和借鉴，但两者均是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本文从两类医学理论对癌性疼痛的认识及治疗层面上进行比较，探讨两者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以期能够丰富和发展我国苗医理论。

1苗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对癌性疼痛认识的差异

1.1概念之差异

苗医学中没有肿瘤、癌症等命名，但其“龟病”(包块)与肿瘤的症状体征十分相近。其中公龟类疾病病势凶猛，可由慢经迅速转为快经、热经，大伤人体惠气，机体逐渐消瘦，到达一定的阶段后，患处及相邻部位会产生剧痛，甚者延及全身，多属恶性肿瘤范畴［3］，而公龟疼痛与肿瘤中晚期出现的癌性疼痛极其相似。中医学认为，癌性疼痛与积聚、脏毒、癥瘕等引起的疼痛关系密切，并将其归属“痛证”范畴。正如《诸病源候论》云:“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其痛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认为癌性疼痛与肿瘤的发病部位密切相关;又如《肘后备急方》云:“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治之，百日死”，描述患者“昼夜啼呼”的疼痛程度，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百日死”的结果。

1.2病因之差异

苗医认为，“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无论是外来的致病因素，还是人体积蓄的病理产物都可变成毒素，侵犯机体则发病。公龟疼痛的原因是“四大毒”壅盛，机体惠气亏虚，机体不能有效地运行、调控、排放毒，毒在体内蕴积，气、血、水在体内运行失常，积于脏腑所致。日久相互搏结，体内包块越积越大，压迫脏腑经络组织，或过度消耗人体气、血、水产生的疼痛。其疼痛又与气候异常变化、先天禀赋不足、劳累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4］。中医学认为，“凡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服药必活”，治疗疾病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其病因病机。正气亏虚为癌性疼痛发病的根源，中医学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癌毒内盛为癌性疼痛发病的基础，癌毒与痰饮、瘀血、寒凝等病理产物相互搏结是癌性疼痛发病的关键，癌性疼痛的产生与六淫邪毒、七情内伤、饮食失调等因素密切相关。

1.3病机之差异

苗医将疾病归于冷、热范畴，在公龟疼痛过程中，如有急性、灼热、躁动不安、机体功能亢进、吸气声大、呼出雾气、掀衣被等临床表现，称为热病，用冷则治之;若为慢性、寒冷、虚弱、安静、机体功能低下、抓被蒙头等临床症状，此为冷病，热则疗之。但冷病与热病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如热病患者，在持续高热、汗出过多的情况下，也可出现面色苍白、四肢厥冷、蜷卧少动、脉虚弱而慢等症，转为冷病［5］。中医学认为，癌性疼痛的病机性质有虚实之分，正如《素问·举痛论》所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此为实证的“不通则痛”;《素问·举痛论》曰:“脉泣而血虚，血虚则痛”，此为虚证的“不荣则痛”。癌性疼痛在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病机性质也有所差异，但多为本虚标实，虚实错杂。

1.4治则治法之差异

苗医学对疾病的治疗以“冷病热治、热病冷治”为主，公龟疼痛以祛毒止痛、补气行血为治法。苗医学认为，“毒”是公龟疼痛的总病因，应首当驱“毒”。根据不同性质、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毒”，可选用不同的治毒法，如攻毒法、拔毒法、排毒法、克毒法等［6］，临证时根据公龟疼痛的不同症状采用散结、渗湿、消肿等对症治疗。中医学治疗疾病以“补、通”二义为主，治法分虚实，实痛证采用行气止痛、软坚散结;虚痛证则用补益气血、温阳止痛，根据临证病症的不同加以合适的治法。关于标本方面，通常急则治其标，解除患者疼痛;缓则治其本，提高人体的正气与肿瘤抗争。

2苗医与中医治疗癌性疼痛的差异

2.1内治技法之差异

癌性疼痛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目前苗医与中医对癌性疼痛辨证分型尚无统一的标准，不同学派的医家对分型治法也略有不同。苗医对于公龟疼痛的治疗以驱“毒”为主，以毒攻毒药物使用较多，但本着“能量第一论”的观点，严禁不顾人体惠气的强弱一味地杀死癌细胞，损伤机体免疫功能。苗医立方简单，多用鲜药，针对性强，多为单方，治疗公龟疼痛的药物有雷公藤、四脚蛇、壁虎、九牛屎虫、蚂蛾、飞鼠屎、磨香等。如雷公藤具有解毒止痛、祛湿通络之效，研究发现，雷公藤提取物雷公藤红素是一种纯天然的抗癌植物，有望成为继紫杉醇之后又一高效低毒的抗癌植物药［7］。苗医组方以经验为主，配组灵活。彭涛等［8］通过对止痛微丸的研究发现，止痛微丸对部分晚期肿瘤疼痛患者具有确切的疗效。中医对癌性疼痛的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主张“量体裁衣”，如梁启军等［9］通过总结熊墨年治疗恶性肿瘤的癌性疼痛经验，将癌性疼痛分为热毒郁结型、痰浊瘀阻型、寒湿凝滞型、气滞血瘀型、正虚型进行分证论治。车勇等［10］收集100例癌性疼痛患者，对各类中医证候进行提取，结果提示，中医证型主要分为气血亏虚、肺气亏虚、肝郁气滞、瘀血内阻、脾肾亏虚、阴虚内热。

2.2外治技法之差异

苗医学与中医学同根同源，均认为“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所以内服药物与外用药物差异不大，外用药亦是肿瘤晚期不能口服药物患者的首选。苗医外治尤为丰富，苗医学认为，以毒攻毒能起到疗顽疾、起沉疴之效。如蛤蟆拔毒法，将活体的蛤蟆剖开，去除内脏将其敷于患处，以达吸拔毒素的作用。蛤蟆又名蟾蜍，具有攻毒、活血、行气之功，其精血在干涸过程中可拔除体内的毒素，在攻毒、拔毒的同时还具有活血行气止痛之效。现有研究表明，蟾蛛全身皆可入药，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诱导癌细胞凋亡及增强机体免疫力等［11］。此外，外敷疗法、刮痧疗法等只要选择合理、操作恰当，治疗癌性疼痛均有一定的疗效。中医外治法是经腧穴、孔窍、皮肤等部位给药，通过局部皮肤或经穴的吸收使药达病所，避免药物对消化道的刺激，提高了药物起效的速度。正如《医学源流论·薄贴论》所云:“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之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较之服药有力”。中药止痛剂有不同的剂型，可满足患者不同的需求，主要有膏剂、贴剂、熏洗剂、滴鼻剂、巴布剂和注射针剂等，还可配以适当的中医手法加强疗效。临床观察发现，益肾骨康膏［12］、中药五生酊等外涂［13］均具有较好的止痛疗效。

2.3针类疗法之差异［14］

苗医与中医针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苗医又有区别于中医之处。苗医理论以“毒”学说为指导，以“透”为要，认为“有毒于里，必发于表”，重在由内至外，以将“毒”透出体外为要。如弩药针疗法，弩药原为剧毒药物，苗医将其用于治疗疾病，为了缓和毒性，加入蜂蜜、糖等，先将针具涂抹上弩药再刺于患处，也可先拔罐吸出“毒”后再涂以弩药，此法具有攻毒、拔毒、排毒之功，现代药效学实验证明，弩药针与弩药均有显著的镇痛、抗炎、抑制致炎性因子表达等作用［15］。此外，硫磺针、针挑疗法等只要合理使用，也具有一定的疗效。针刺疗法以经络学说为指导，以“通”为主，正如《灵枢·经别》所言:“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中医学注重内在协调，以求阴阳平衡，通常根据肿瘤原发病变和疼痛部位配合相应的配穴、背俞穴及阿是穴治疗，临床常用内关、合谷、足三里、膻中等穴止痛，用之有立竿见影之效，同时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力，对肿瘤的康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6］。

2.4心理疗法之差异

疼痛与情绪是互为影响的。苗医心理疗法属于奇治法范畴，覆盖着神秘的面纱，正如《黔书》所言:“苗人……病不服药，惟祷于鬼，谓巫为鬼师”。奇治法是“巫医一家，神药两解”巫医文化形态下的产物，其实质是药物治疗和巫术(心理)治疗的结合，有一定的心理治疗和“安慰剂效应”，主要包括化水术、禁咒术、催眠术、滚蛋法等［15］，在一定的条件下确有良效，是苗族巫医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医将癌性疼痛所产生的相关抑郁(排除精神病性抑郁)归于“郁证”范畴，以理气解郁、怡情易性为治则，再根据不同的证型辨证施治。癌性疼痛不仅能引起机体某些部位生理病理反应，还能引发心理抑郁、焦虑、烦躁、失眠等困扰，这些心理困扰又会加重或放大患者对癌性疼痛的感知，并能加快肿瘤的恶化、转移、复发等［17］。研究表明，中医情志疗法能改善肿瘤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提高“三阶梯止痛”的疗效［18］。

3结语与展望

苗医学与中医学都是我国传统民族医学的瑰宝，是今后个体化、多途径、全方位干预癌性疼痛不可或缺的治疗方法。苗医、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苗族、汉族的历史背景、民族风俗、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密切相关。总的来说，中医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博大、深厚、细腻，但是苗医理论体系也更为灵活、简练、实用，对疾病的认识有许多独到之处。在理论指导方面，苗医理论与中医理论对癌性疼痛的认识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但两者所反映的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对癌性疼痛的病因病机、病理性质、治则治法的高度概括，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上反映了疾病的症状、体征，均以解决患者的疾苦为目的。在临床治疗上，中医理论研究更加丰富，临床使用更为广泛，苗医理论相关研究相对欠缺，但其疗效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认为，苗医学与中医学应在相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与现代医学结合，为更多的癌性疼痛患者服务。

来源：中医杂志作者：税会利杨柱崔瑾龙奉玺夏景富张震邓茜刘欣欣唐东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