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秦汉医学浅述中医对流行性感冒的认识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可分为甲(A)、乙(B)、丙(C)三型，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的接触和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秋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季。据统计，流感每年的发病率为10%～30%，其流行病学特点是:突然暴发，迅速蔓延，播及面广［1］。临床表现多以突然发生的高热恶寒、乏力伴全身肌肉关节酸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和咽痛、咳嗽、鼻塞流涕等呼吸道症状为主。秦汉医学是我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对疫病也有了基本的认识。这一时期，流感多属“瘟疫”“伤寒”“温病”范畴，以疫疠之邪为主，《说文》认为“疫”即“民皆疾也”，“大疫”就是瘟疫的大流行。“疫”即传染病，中医学中并无“传染病”一词，但很早以前就有对疫病的记载，中医学认为温疫属于“疫病”范畴［2］。

1病名

《黄帝内经》中将感受外邪而引起的、以发热为主症的一类疾病称为“热病”［3］。《素问热论》曰:“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首先提出了六经传变。《难经·论病·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对外感病作出了分类。以上文献虽提到“热病”“伤寒”等病名，但并未进行系统论述。《伤寒论》整合前人成就，根据疾病发展特点，提出六经辨证，并将其细化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太阳病又分太阳伤寒和太阳中风等，但《伤寒论》对“温病”“风温”等病名也缺少系统的论述。

2发病状况

秦汉时期441年间共发生疫灾66次，平均6.68年发生1次。其中，轻度疫灾(文献资料中只是简单记载)15次，中度疫灾(文献中用“大疫”“饥疫”等词语描述)27次，大疫灾(文献资料中记载有较大的地区发生疫灾)6次，特大疫灾(文献资料中记载了全国或全省范围的疫灾)18次［4］。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疫情一旦暴发，就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例如曹植《说疫气》中描写:“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王充的《论衡》:“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记载:“厉大至，民善暴死。”

3病因

《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提示疾病由内因(正虚)与外因(邪气)共同作用发病，对于疫病而言，病机主要是“天牝从来”，“天牝”指鼻，因呼吸天气，故谓“天牝”，表明先秦时期就已知温疫之邪的感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提到:“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气候是瘟疫的主要发病因素，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曰:“四时者，所以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工候救之，弗能伤也”，正虚为本的条件下，又叠加气候的异常，因而发病。《素问》中讨论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认为风、热、火、湿、燥、寒等气候变化因素，是一切急性病的外因，即使是“疫病”，其毒气的产生也认为主要是由气候变化失调或时令严重反常所致。秦汉时期气候发生由暖而寒的转变，东汉正处于气候转寒期，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至极冷。因而这一时期疫灾发生的频率也比较高。在外部的邪气中，风邪是最主要的原因，《素问·骨空论》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说:“夫人察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客气邪风，中人多死。”此外，伏邪也是流感发病的重要因素，从《黄帝内经》的“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到《伤寒论·伤寒例》将冬温之毒解释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冬时伏寒，变为温病”，即指出伏邪的性质为热［5］。

4临床表现

《素问·热论》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喝。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按照疾病传变规律对外感病临床表现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而《素问·刺法论》中“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描述，则更加符合现代对于流感的认识:传染性强、症状相似。

《伤寒论》中对于外感病的临床表现的论述更加全面，根据症状不同，将太阳病分为三类:“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同而恶寒”“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等。在《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中则有“咽喉痛，咳脓血”等描述。

5治则治法

《灵枢经·热病》中论述了热病总的治疗原则，如“益其不足，损其有余”“病先起于阳，后入于阴者，先取其阳，后取其阴，浮而取之”“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寒则留之，热则疾之”等［6］。《素问·评热病论》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提出治疗应进食水谷，化生精气，固护正气，驱邪外出［7］。《伤寒论》中对外感病的治则更加丰富和全面，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均有运用，以此创立的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等方剂沿用至今。但不同于《黄帝内经》中对正气的重视，《伤寒论》更加重视祛邪［8］。

6预防

《黄帝内经》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而，未病先防在流感暴发季节尤为重要。故一方面应注意饮食起居、情志活动等方面的调节，注意避风、保暖等，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另一方面“避其毒气”也是预防流感的积极措施，秦汉时期就已经重视对患者的隔离，后世医家更是发明了雄黄涂鼻法、清油抹鼻法等［9］。虽然当今口罩等隔离措施已取代了雄黄、清油等方式，但笔者在发热门诊发现大部分患者及家属并未重视防护，且发热门诊候诊区较小，流感暴发季节患者量大，使患者及家属处于风险暴露状态。

当时的政府在疫病发生时，均采取了积极的抗疫措施:发放药物，医治疫病，强制隔离患者，安葬死者，控制疾疫传播等;减轻疫情、救济灾民的措施还有减免田租赋税，施放财物，开仓赈济，安辑流民，节用抗灾等［10］。在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了秦代专门用以防治传染病的法律，包括主动预防、及时报告、确立标准、谨慎诊断、设立机构、强制隔离等手段［11］。

来源：北京中医药作者：哈雁翔王晓鹏张磊刘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