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病，历代名医大家各抒其见，俱有高论。戴天章（1644-1722），字麟郊，晚号北山，清代温疫学派代表医家，其于疫病不乏详论，见识高卓，戴麟郊以后诸医论瘟疫，鲜有不引其说者。《医学集成·瘟疫》载：“千古治法，惟有吴又可、戴麟郊深知其意”，对其评价甚高。戴麟郊著有《广瘟疫论》一书，又名《瘟疫明辨》，是书遵吴又可之说，取欲使吴氏《瘟疫论》广之意，阐理法之奥，释方药之用，周杓元谓此书可“开后人无数法门”。
瘟疫一病，有本证、兼证、夹证、复证、遗证之异。余邪未净，或由失于调理，或由犯于禁忌，则遗证迭出。遗证也，病虽愈，然仍遗留未痊之证。疫病遗证一途，早在《
察病因，治有据
戴麟郊于瘟疫推崇吴又可之说，其所论之疫亦多以温疫为主。瘟疫虽愈，遗有他证，何法治之，察病因所在，识病情之变，因发知受，据此而治。戴麟郊所论瘟疫遗证，除发肿外，其他五证皆为余热所伤，因病位不同而表现各异。瘟疫遗证发肿，据其病因不同有三类：食滞中宫、水停心下及气复未归。瘟疫之后，脾胃虚弱，若偏嗜饮食，不加节制，则食停中焦，水不得上输于肺，治当消食导滞，以平胃散化裁，食滞去，脾胃健，肺通调，水肿消。瘟疫一病多伤脾胃，以邪气自口鼻而入，氤氲蒙蔽，脾胃久困，病后自难速愈，仲景有“食复”一论，亦强调病后重视脾胃，不可过食伤之，提出“损谷则愈”的治疗方法。瘟疫遗证发肿之水停心下，亦属脾虚所致，脾虚不能消水，以治水之法，
瘟疫遗证，有虚实之异，不可执定见立治法，当细察病因所在，明其所犯，治有依据。时疫愈后发蒸，戴麟郊谓：“不可以其羸瘦，而遂用虚损门治法”，详言察病之法，谓必察六腑，有结邪，则攻其邪为主；次察
发颐指以颐颌部肿胀化脓为主症的疾病。时疫发颐，乃余热留于营血，
治需慎，勿失准
瘟疫遗证先受疫疾，遗有微恙，治法需慎，勿太过，药势太过则再伤其体；勿不及，力所不逮则于病无益。时疫愈后发蒸，阴伤而无邪者，纯用养阴之药，然于余热仍遗、阴分亦伤者，戴麟郊言“分其余邪之轻重，亏损之多少，而兼用养阴清热药”，视正虚、邪实之轻重，酌情配伍。
叶天士《温热论》有云“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治有先后之序、缓急之法，必循病情特点，慎重立法，准确施治，方能疗疾去疴，不致治误。戴麟郊于瘟疫遗证发颐治法言之：“此症不可轻补于未溃之先，补早必成脓，尤不可纯用寒凉于将发之际，恐闭遏而毒不得发，故必兼疏散为要。”
重调养，节其劳
戴麟郊在瘟疫遗证发肿一论中，针对气复未归者论治云：“调其饮食，节其劳役，静养自愈。”于发痿、索泽（即仲景所谓肌肤甲错）二论之中，皆有粥食调养自愈之言。瘟疫遗证，新邪才去，体虚未复，饮食需慎，少施药剂，调养为先。然具体饮食之法，戴麟郊对瘥后禁忌论述不详，后世何廉臣补“温热遗证疗法”一节，以发挥其论，云：“如酒肴、甘脆、肥鲜、生冷等物，皆不可犯；只宜糜粥自养，少食而频，则易运化，不可过饱，及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也。”
劳之所病，包括房劳、心劳、劳役，悉能致病。何廉臣云：“凡费心费力，过喜过怒，多言多动，皆可因劳而复病也。”故瘟疫病后不可过劳。然瘟疫之后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素问·血气形志篇》云“形乐志乐，病生于肉”，饱食终日，安逸闲适，无所运用，脑无所思，易伤脾而致病。逸则气滞、气弱，故瘟疫之后，常需小动，以五禽戏、八段锦等为动之法，然不可过劳。
《广瘟疫论》于瘟疫遗证一途，论述简要，然思路清晰，其论启人规矩，可师可法。瘟疫虽痊，遗证未愈，医家当慎，切不可忽之，此戴麟郊之所以立此论之于后世也。陆懋修以戴氏之书“专论温热，而不自知其书之不可以名瘟疫”，故“惜其名之误，乃于凡所称时行疫疠者悉改之曰温邪”修订其书，后世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亦遵陆懋修此为述温之著而解其意，举温热所遗二十四症，补戴麟郊之论，而又别出心裁。（姚鹏宇张国凯刘伟）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豫公网安备 4101030200310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