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病与道 心病与道 由心病致身病与道

基于庄子的医学哲学论心病、身病与道

中医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是以“阴阳五行”与“道”作为主体理论,以“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观为指导,作为中国文化与医学的典范与西方主导建立的科学体系、西医学并立。轴心时代的庄子,其思想内容也体现于医学上,他主要以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及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论来阐释病机;并持形神一体与统一的观点,认为形神可互为因果产生疾病;“道”作为谐和万物的世界本体出场,使个体摆脱疾病的烦恼,继而超越生死。

身病与道

庄子认为:“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这是气化的宇宙论,即“气”为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构成了宇宙万物。除了物质之气外,还有精神之气。是“气”的运动变化产生了生离死别与聚合离散,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是“气”的姻缘离合造成了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则阳》)。“道”无偏见与价值贵贱的主宰着“气”,使“气”构成了生命的精神与形体,“道”规定了“气”的阳阳属性,并使阴阳二气作为“气”的最大存在状态。五行思想在庄子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如,《说剑》篇载:“制以五行”,下文庄子对病机的阐释也体现出了五行思想。庄子的本体论认为,“道”自在自为,统一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生命遵循阴阳五行的运行规律是“道”的必然性体现,阴阳与五行之气还有规定性与有限性,“道”却能以无限性统一有限性,以无规定性容括阴阳及五行之气的规定性;以宇宙论视域说,“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则阳》),“精”是阴阳交合以生,生命的历程是精气神互为因果、潜能得以释放的过程,体中精气源于宇宙的气化流行,又复归于气化流行的无限循环。

杂多的“病证”是生命否定因素的外化,庄子认为病因是“阴阳之气有沴”(《大宗师》),是说体内的阴阳和谐之气被打破,病理之“气”与生理之“气”相交争,出现了阴阳二气对立矛盾的激化与沴乱。在《大宗师》中,“子舆有病……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俄而子来有疾,喘喘焉将死”。子舆或禀赋元气不足,并受邪气侵袭,身体畸形,庄子使用了夸张艺术手法来表象病者形象;子来有喘满窒息的危重之证。总之,诸病因之一是气的离合周期所致;二是人否定自身属性,过于任性否定存在之本质,被情物之欲蒙蔽,偏离了自身规定性,使生命过早凋谢,“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人间世》),早衰之亡又使生命加速向道复归。“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刻意》),如果生命提前透支体内之精气,则过早上演精气枯竭之悲剧。

如何涵养体内之精气,扩展生命质量之宽度与时间之长度,庄子认为天人应相应,即恪守“道”规定的天时与自然节律,不对抗自然来“残生”“益生”,以“无为”作为无目的性的处事之道,充分释放生命得自“道”的潜能以尽其天年,这种得道真理为“卫生之经”(《庚桑楚》)。庄子还提到愈疾之药物:“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痈雍也,豕零也,是时为帝者也,何可胜言”(《徐无鬼》)。因差异化的诸药功效,使诸药物在治疗不同疾病时分别为主药。真人把握到药物禀自于“道”的不同属性,以此来治病,说明庄子思想的医学维度有法道自然、辨证论治的内容。

心病与道

“气”仍有精神性的内容,为心理之气。老子讲:“心使气曰强”[1],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都讲气之精神性,与心灵得道状态相联。“汝慎无樱人心”(《在宥》)。庄子警惕心灵先验和谐之气会被违道行为破坏。心灵的知性、情性、意志统一和谐的平衡状态,是心灵内部和气的充盈,心灵的冲突,心灵的异化扭曲皆因此种平衡状态被打破,外化为病态的情感而为心病。治愈心病的方法为内省心灵,与“道”沟通实现烦恼解脱。

庄子主要用寓言的形式假托王者患心病,来以“道”的立场与德性(无目的、无限性、永恒性、太和万物)说明存在者需要自然无为,超越情欲的诱惑和认识的偏执,才能解除心病恢复本真状态,要使“道”作为生命存在的根据在人身上得以具体体现,体现了法“道”自然无为的精神。

在《徐无鬼》篇中,因欲望泛滥而患心疾的魏武侯,误认为病态的心理状态为在世合理状态,想当然地认为徐无鬼会形神困苦,需要自己慰劳,但少私寡欲的徐无鬼反要慰劳魏王,认为“君将盈嗜欲,长好恶,则性命之情病矣”,魏王否定心灵得之于“道”的无欲无求状态,造成心灵的矛盾冲突。“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心神“好和”,精神性的一团和气守持在心中,是得“道”的本真状态,如果心神被情欲引诱于外物,则为患心病的“奸”,所以徐无鬼以“道”的立场来慰劳魏王。

在《达生》篇,因未有敞开性的“道”所具有内容的无所不包,被有限的知识蒙蔽的齐桓公因见鬼而受惊吓,患上心病,“诶熙诒怡为病”。齐皇子告敖认为桓公自己内心封闭,非外在的“鬼”使他患病,等告敖说“委蛇”之鬼有吉祥之寓意,是“见之者殆乎霸”。预示桓公未来称霸中原,桓公“不终曰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解除了心灵的遮蔽,心灵有所敞开,病不足一天就好了。

庄子举《让王》篇尧让天下而人皆不受,子州支父、子州支伯托辞以患心病的例子,说明王者以“道”的自在无为为导向,就能解脱知情意的困惑,珍爱生命,天下反能得到治理。尧让天下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云:“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子州支伯也托辞曰:“予适有幽忧之病”,皆暗讽王者过份有为地治理天下,必然忧患心神,自己先患上了心病,而天下仍未得到治理。

由心病致身病与道

庄子认为万物皆由“气”所构成,“气”有精神和物质等双重属性,是“道”化生了人体的精气神,是“道”的德用成就了和气,保证了形神的正常功能。所以形神为统一之整体,任何割裂与对立皆能致病。因“气”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所以,心病必然会引起身病。

庄子认为心病主要以太过的情感表现出来,太过的情感分偏阴偏阳的属性,这种亢奋的精神状态扰乱了气血的正常运行,使身体阴阳二气难以调和而患病。庄子有五行观念,《尚书·洪范》有周武王时的箕子论五行,也表明阴阳五行观念早于庄子出现。庄子虽未指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具体称谓,但却明显有对阴阳五行的娴熟运用。庄子指出了心病引起身病的原理,“人大喜邪?毗於阳;大怒邪?毗於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在宥》),这与《黄帝内经》所说的“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3]如出一辙。“毗”为“助”的意思。二者的不同是庄子认为大喜助阳,大怒助阴,《黄帝内经》则认为伤阳、伤阴,但二者并无冲突,心脏与喜气相应,过喜那发散扩张的动能使心气散漫难收,心气属阳,五行属火,过喜会助阳气过于散发,阳气漫散难收会质变为邪气,使得属正气的阳气亏耗,反伤阳气,故二者一致;过怒亢发的是五行属木的肝气,肝经是足厥阴经,肝属阴藏气血,“木性发散”[4],过怒的情绪会助阴气的过份上冲,阴气亢散于上不能复归于肝体而成为邪气,造成气血的不足而伤阴,故二者一致。

“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刻意》),心气平和,恬淡自足,则心灵不会患得患失,致病的邪气就无法作崇。心病会引起身病,如在《人间世》篇有将出使齐国的叶公子高患内热。欲游说齐王的公子高知世事艰难,其焦灼的情绪在内心产生碰撞冲突,“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早受王命,傍晚就因内心不安使心阴焦灼,心阴虚致心火旺,气血的加速运行,产生了内热之疾,“寒者热之,热者寒之”[3],因而用寒性之冰来解内热,欲求寒热均衡;内心焦灼而生内热之例还有《则阳》篇的魏莹发怒要攻打违约的田侯,最终欲“使其君内热发於背,然后拔其国”;君王因心病伤身的还有《让王》篇昭僖侯为争夺邻国土地,而被子华子称“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也”。都表明情感的中和虚静是健康的前提,“道”太和万物的德性是形神和谐统一的根据。

结语

与“道”之永恒与无限相比,个体却受生命周期、先天赋予的身体状态和社会环境制约,“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盗跖》)。人终将患病死亡,诸制约因素被庄子称之为“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虽生命迈向死亡具有必然性,但体道者却与“道”为一,是自由与无限,生死只是“气”那聚散的不同状态,体道者诉诸心灵内省,寻求体道的内在超越向度。

庄子对身病与心病的讨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子的形神一体观、以养心为主的医学观启示了后代道教由外丹学向内丹学转变;在现代医学、心理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庄子的医学哲学无疑仍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汉·河上公.道德经集释.唐·杜光庭等,注.北京:中国书店,2015:257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65

[3]清·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27,446

[4]张伟琛.中医之形而上学基础.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11):4839-4841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李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