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解梦”中医“治梦”

关于梦的梦想

梦的体验人皆有之。梦中的视觉意象对于闲适时空所具有的特殊超越性常常令人产生至神，至幻，和至迷的感觉。庄子说他曾“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在许多诗人的笔下，梦象的时空超越性也被描写的栩栩如生。岑参的《春梦》则极富梦的神韵：“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正因为梦境带给人许多特殊的心理体验，才形成了关于梦的迷信，也推动了对梦的探索。

从古至今，对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构成了宗教神学，哲学，心理学和生物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这在中西方之间大概是一致的。

古代哲学“解梦”

远在先秦时期，中国古哲学家就已经揭示了梦是睡眠中的心理活动的特征。南宋朱熹提出了关于梦的“神蛰”概念，把梦看作是人的精神在潜伏状态下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至于梦因，《周礼》曾论“六梦”之因，东汉王充认为“精念存想”则梦，东晋张湛在注释《庄子.大宗师》所载梦例时有“情化往复”之说，以及李秦伯“心溺”则梦和陈士元“情溢”则梦的论述，则都强调出梦中不仅有心情，而且心情十分沉重。至明代，王廷相总结概括了历代哲学家的梦因学说，将梦因分为“有感于魄识”和“有感于思念（缘习和因衍之感）”两类。可见，中国古代哲学家论梦，大多已经注意并论述了关于梦形成的潜意识状态下的精神心理机制，这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理论几乎是一致的。弗洛伊德以《释梦》一书著称于世，但中国古哲学家有关梦的精神学说却比他早出好几个世纪。这种实时有时的确使人感到惊奇不已！

多梦—中医“治梦”

王廷相“有感于魄识的”梦因说，显然是受到了中医药学的影响。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医药学对梦因梦机有着独特的认识视角。《灵枢.淫邪发梦》曰梦乃“淫邪泮衍”。《素问.方盛衰论》曰：“少气之厥，令人妄梦。”从《内经》始，中医药学就奠定了梦相与藏相相互关系的理论。之后，孙思邈据《内经》提出“问梦以诊候”。《名医类案》“多梦”篇载诸多“治梦”案例。基于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现象辨识梦因梦机，并创“治梦”之法，实在是中医药学认识梦的一大发明。

梦—潜藏的功能者

人之所以对梦产生至神，至幻和至迷的感觉，还因为人们相信梦是有功能的。化学家凯库勒在梦中悟出苯的“环状”结构，音乐家塔季尼梦中写出迷人的《魔鬼之歌》，生物学家洛伊在梦中竟获得了一个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试验方法。在中国古代也有梦中赋诗的许多梦例。据传，唐玄宗非常喜欢音乐，曾在梦中得到“天乐”，创作出《神仙紫云迥》《凌波曲》《霓裳羽衣》等著名乐律。这些都是指梦的创造性思维功能。弗罗伊德在《释梦》一书中曾引用西方流行的一句谚语：“鹅梦见什么？回答是：玉蜀黍。”论证了梦满足欲望的功能，人有可能通过梦象去重建整个精神的平衡和均势。生理学家通过实验则认为梦可以增强大脑储存信息并巩固记忆。

梦的预见性

梦究竟有没有先兆预见性是关于梦的功能中最富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左传》具有很高史学价值，但其记梦，必注其验。叔孙穆梦牛之貌，曹人梦公孙疆之名均是梦有先兆预见的梦例。沈括并不大相信梦能前知，但他却有“梦溪”之梦，并写出《梦溪笔谈》的伟大著作。

有人曾问弗洛伊德梦能否预示未来，他一方面说：“梦为我们提供过去的经验。”但却又说：“古老的信念认为梦可以预示未来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荣格就不同了，他认为梦“向前展望的功能……是在潜意识中对未来成就的预测和期待，是某种预演，某种蓝图，或事先匆匆拟就的计划，它的象征性内容有时会勾画出某种冲突的解决……”可见，无论中西方，关于梦具有先兆预见性的功能的观念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由此便形成了占梦术的出现和流传。因为有关梦的先兆预见性之说及其占梦术极富神秘主义色彩，所以也收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批判。仁智相争，斗转星移。历经了千百年的变迁。

可见，我们迄今对梦所知甚少，所信又近乎迷茫，仍然很难对其作出准确的事实和价值判断。不过，中医药学的梦学理论及其“治梦”技术却给我们提供了认知梦的另外一种方法：人精神世界的活动原本是和机体的生理生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梦不仅为我们提供美妙和恐惧的生活经验，提供希望的精神图画，同时也提供机体有关生理和病理的信号，而“治梦”技术打开的是一个心灵药理学的“窗口”。所有这些无疑均有着如梦一般的生物医学理论和实践意义。即在中医药学的基础上探索梦，也许有一天，会使人类找到真正有效地心灵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