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中医治疗中风思路浅探

发布时间：2019-08-07 来源：健康小知识 - 中医药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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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又称卒中,是以半身不遂、肌肤不仁、口舌㖞斜、言语不利,甚则突然昏仆、不省人事为主要表现的病证。唐宋以前,医家对中风多以“内虚邪中”立论,唐宋以后,尤其是金元时期,以“内风”立论。浙派中医历史积淀深厚,学术流派众多,众多医家的著作中不乏对中风的独到见解。

病因病机

1.从痰论治中风

《丹溪心法·中风》云:“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1]。朱丹溪认为瘀和痰是中风的主要病因,并根据半身不遂的部位论以不同的病因,提出“在左属死血、瘀(一作少)血,在右属痰、有热,并气虚”的观点,杨喆等[2]将此总结为“左瘀右痰”。朱丹溪认为虽然前人多以外风立论,但“地有南北之殊,不可一途而论”。他主张“湿痰生热”,提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的观点,认为分析中风的病因时应考虑地域差异。

明代名医戴思恭在其著作《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中提出中风乃风邪已盛,痰随气上逆,停留壅塞,而致昏乱晕倒等症,认为这些症状都由痰所致[3]。临床表现可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或因痰涎壅盛而咽喉作声,或口眼㖞斜,手足瘫缓,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能言。

明代医家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提出,前人所论述的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等症,是从血虚、死血、痰饮而论致病之根源[4],而发病“必有所感触”,可因风、寒、湿,或酒、七情所伤,或因劳力、劳神或房劳过度而汗出,而感风寒湿气。因而中风发病乃血病、痰病为本,外邪为标。

2.区别真中风与类中风

明代医家王履根据病因将中风分为真中风与类中风,“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5],认为前人所说的因于风者,乃真中风;而河间、东垣、丹溪所主张的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乃类中风。

薛己注释《明医杂著》时提出“其与中风相类者,不可不别”,认为《黄帝内经》主于风,为真中风;而河间、东垣、丹溪所主张的中风,皆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暴死之症,为类中风。

3.论中风非风

张景岳给中风正名,提出“中风非风说”[6],认为非风证便是时人所说的中风证,临床多见突然昏倒,此皆“内伤积损颓败”所致,而非外感风寒引起,然古今皆以中风名之。故张景岳提出以非风名之,使人易于知晓此并非风证。

4.内虚为本,因虚生痰

张景岳认为“元气虚损”为中风发病的根本原因,“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凡非风卒倒等证,无非气脱而然”。平素不慎,因情志内伤或酒色无制,而先伤五脏真阴,此乃致病之本;而内外劳伤,又感触外邪,损伤一时的元气,或因年老体衰,气血将离,积损为颓,此乃发病之因。

张景岳提出,非风证之多痰者,都因中虚而致,“痰必由于虚”。痰之本在肾,水不归原则泛为痰;其标则在脾,饮食不化,土不制水则痰生。故脾虚不能化食则生痰。

张景岳批评当时的医家“无不指为风痰而治以消散”,认为“风中于外,痰郁于中”为实邪,是不至于令人暴绝若此的。而用消散之法来治疗因气虚而致的此证,自是犯了虚虚之戒。

赵献可认为真阴虚乃中风发病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当专从主虚论,不必兼风的主张。针对朱丹溪以气血湿痰为主立论而不涉及真阴的遗弊,他指出,丹溪之论,平正通达,世人盛宗之,然凭此治疗中风,却多有不效,或是稍延时日而久必毙。“盖治气血痰之标,而不治气血痰之本也”[7]。

赵献可提出,火为阳气之根,水为阴气之根,水火之总根乃两肾间动气。他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纵情嗜欲导致肾气虚衰,根先绝,一旦因七情内伤、六淫或过劳,稍有所触,就能引发卒中。

5.辨中经中脏

张景岳提出,“凡非风等证,当辨其在经在脏”。经病较轻浅,脏病较深重;病在经者病连肢体,病在脏者败在神气,并提出了“经病之轻证”“经病之危证”“脏病之稍轻证”“脏病之危证”4型的相应表现。

治疗思路

1.初当顺气,久当活血

《丹溪心法·中风》强调:“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日久即当活血”。《丹溪心法·痰》亦强调:“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朱丹溪认为,治风当先治痰,而治痰离不开治气,气顺则痰自消;日久则当养血活血。

戴思恭在治疗上承自朱丹溪,认为中风初得之即当顺气,久之则当活血,并提出了“善治风者,以气理风,气顺则痰消,徐理其风,庶可收效”的观点。

2.补虚为本

张景岳提出,非风证的治疗当以培补元气为主。治疗卒倒昏沉等证,若无痰气阻滞,必先其急,后培其本,即先用大剂参附以峻补元气,再用熟地黄、当归、枸杞子之类以填补真阴。治疗上尤重补阴,并将阴虚又分为阴中之水虚与阴中之火虚。阴中之火虚,则多寒、滞,病在神气,宜用大补元煎、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庶可以益火之源;阴中之水虚,则多热、燥,病在精血,宜用左归饮、左归丸、六味地黄丸之类,以壮水之主;若气血皆虚,速以大补元煎以救急。

赵献可认为,治中风应以真阴虚为本,并将阴虚进一步分为阴中之水虚和阴中之火虚,阴中之水虚者用六味地黄丸,阴中之火虚者则予河间地黄饮子,若水虚,则不可加以辛热及参芪之品。

3.治痰之本,脾肾同治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痰饮》中指出,是病生痰而非痰生病。他认为痰之本在肾,标在脾。肾阳不足,水津不布而生痰;肾阴亏虚,虚火炼津而为痰[8]。故治痰必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根本渐充,则痰自去。

4.谨慎攻痰

张景岳认为,攻痰必伤及津血,故治痰之药必须元气无伤,偶有壅滞,或有微痰未清,才可暂用分消之法。具体而言,非风初病而痰气不甚者,不可妄用痰药;若痰涎壅盛,填塞胸膈,汤液不可入,则不得不先用吐法以开其痰,可予牛黄丸、抱龙丸,待咽喉气通,能进汤饮即止,不可尽攻其痰;治痰当辨痰之可攻与否;形证已定而痰气不甚者,不可治痰,只需调理气血;若痰涎未清,则当分虚实论治。

赵献可认为“痰者水,其原出于肾”。若初期痰涎壅盛,汤药不能入,可少用稀涎散等疏通咽喉,待能进汤液即止。并提出了若“尽攻其痰”则“顷刻立毙”的告诫。

小结

以朱丹溪为首的丹溪学派医家,重视从痰论治中风,主张“湿痰生热”,治疗上以治气、治痰、养血活血为主;王履根据病因将中风分为真中风与类中风;张景岳提出“中风非风说”为中风正名,认为“元气虚损”为中风发病的根本原因,治疗上以内虚为本,脾肾同治;并认为痰纯因实而生者少,多因虚而生,故不可妄攻痰,须辨痰之可攻与否。赵献可主张以真阴虚为本,并指出了朱丹溪以气血湿痰为主立论而不涉及真阴的遗弊,亦告诫不可尽攻其痰。以上诸位浙派医家对中风的见解与治疗思路,对临床治疗中风思路有着不小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