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甘仁：倡寒温经时统一，创近代中医教育

　　孟河医派丁家之代表为丁甘仁，为孟河医派后期领军人物。

　　生平经历

　　丁甘仁（1865—1926），名泽周，以字行世，武进孟河镇人。始受业于圩塘马仲清，又拜一代名医马培之为师，并与费伯雄的门人、族兄丁松溪切磋医术，复从巢崇山习外科。起初在无锡、苏州等地行医，后经孟河名医巢崇山推荐，去上海仁济善堂施诊，期间还聆教于安徽伤寒大家汪莲石先生，并与余听鸿、唐容川和张聿青等同道交往。丁甘仁虚心好学，能兼蓄孟河费、马、巢三家之学术，融合各家之长，学业精进，遂有所成。

　　丁甘仁在上海时正值喉痧症流行，其时沪上中西医生千余人，唯丁甘仁门诊率最高，治愈喉痧症病人达万余人，连在沪的西方人，也重金争相请他治病，从此医名大振。丁甘仁学术上集孟河医派之大成，临证通晓内、外、妇、幼、喉等数科，为孟河医派后期之冠，成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丁甘仁不仅医术高超，享誉沪上，而且品德高尚，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救灾、修桥、养老、育婴等，都竭力予以资助，在上海乃至全国中医界享有盛望，历任中华医药联合会董事及医部副会长、神州医药总会副会长、上海中医学会会长、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并创办了《中医杂志》。孙中山先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以示嘉勉。1926年夏，因患暑温病故，时年六十二。

　　丁甘仁是孟河医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先驱。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著作提要

　　丁甘仁虽诊务繁忙，仍勤于著述。丁氏生前著述有：《医经辑要》《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诊方辑要》《思补山房医案》。

　　《医经辑要》七卷。刊于1916年，系当时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学讲义。全书采集《内经》精要之语，以类相从，分藏象、经络、病机、类证、类病、治则、运气等七类。酌选部分注家之言，尤以张景岳《类经》为多。现存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铅印本。

　　《脉学辑要》一册，刊于1917年，亦为当时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学讲义，内容以《濒湖脉诀》为主体，参以陈修园、蒋趾真两家之说。

　　《药性辑要》一册，刊于1917年，亦为当时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学讲义。本书以《本草通玄》为蓝本，兼取《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本草从新》等书以补充。全书以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共收载常用中药三百六十余种。每药先列性味、归经、继以骈文述其功用、主治，方便记诵，后述毒性、反畏、禁忌、炮制、药理分析等内容，卷末附有“药性赋”。是一本简单实用的药物精华本。现存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铅印本。

　　《喉痧症治概要》一册。该书是丁甘仁对喉痧症的经验总结，曾发表于1921年《中医杂志》第一、二期，又于1927年，附刊于崇礼堂版本《丁甘仁医案》。喉痧症，又名烂喉丹痧，相当于西医所谓“猩红热”，为一种急性传染病，具有发病急、变化快、传染力强的特点。丁甘仁对喉痧症素有研究，经验丰富。他认为烂喉丹痧的治疗初起宜表散，先用汗法，次用清法或下法，须分初、中、末三层，又有在气在营之区分，辨证必须准确。并对正痧、风痧、白喉等病的病因病机和传变过程，均作了扼要的论述，以资鉴别，实为丁甘仁治疗喉痧症之心法。后列内服、外治方剂，均切合实用，并举验案十一则，以为示范。书中还附有叶天士、邵琴夫等有关喉痧的论述。

　　《诊方辑要》，又名《丁甘仁用药一百一十三法》，系丁氏当年的门诊记录，后由其学生归纳整理而成，按语精练。

　　《丁甘仁医案》八卷。由其子丁仲英在《思补山房医案》的基础上充实编辑而成。卷一、卷二为外感病案，卷三至卷六为内科杂病案，卷七为妇科案，卷八为外科案，共收载医案400余例。辨证精细，立法恰中病机，用药审慎，灵活机变，文笔简洁，语言流畅。

　　后人整理的著作尚有《百病医方大全》《医学讲义》《丸散膏丹围药配制法》《丁甘仁家传珍方》《丁甘仁晚年出诊医案》《丁甘仁家传内外科实用经验神效秘方》《沐德堂丸散集》等数种，其中有些是手抄本。

　　学术思想

　　丁甘仁在医学上继承了孟河前辈医家成就，精研《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博览历代医家之学说，广采众长，融诸家之学术于一身，造诣甚深。临证时善于变通化裁，经验丰富，疗效卓著。于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

　　治疗外感病主张寒温统一

　　丁甘仁首先深研《素问·热论》《伤寒论》等经典医籍，又概览吴又可《温疫论》、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率》、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等主要温病著作。于沪上受教于伤寒大家汪莲石，与曹元甫等交往甚密，经汪介绍，对舒弛远《伤寒集注》《六经定法》尤为推崇。从而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外感病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温病学派的兴起，对外感热病的辨治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伤寒与温病两大派别，两派之间争鸣激烈。至清末民初则主张寒温统一之声渐盛，丁甘仁亦为其中代表之一。他于外感热病学验俱丰，故能高屋建瓴，熔伤寒温病为一炉，不纠缠于伤寒与温病之争，主张“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泥于四时温病”。认为伤寒与温病的表现不同是由于“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转变化寒”。伤寒、温病同为外感热病，都具有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故在病变早期拟定治法方药时，均要考虑及时使用表散之法。丁氏指出，伤寒初起用辛散是为常法，温病初起亦用辛味药以散邪，两者是统一的。

　　将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融合

　　丁甘仁临证辨治外感病，将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融合，不囿于一家之言。如对于湿温病，他指出：湿温病为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最久，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的传变多相符合，故每可按六经分证。将湿温病邪在卫、气者归为三阳经证，如恶寒发热、胸闷泛恶之湿温早期病证为太阳经证；邪留膜原出现寒热往来为少阳经证；有汗热不解，胸膺布有红疹等为热在阳明、湿在少阴等。湿热月余不解、湿胜阳微等则划属三阴证，如水湿泛滥、浮肿腹满者为湿困太阴；身热汗多、神识昏糊、脉沉细者为湿伤少阴等。六经辨证用来辨治湿温病，简便易行，定位准确，极大地丰富了六经辨证的内容。

　　在选方上突破经方、时方的界限，常将经方与时方合用，视具体情况，灵活加减，每能得心应手，屡奏良效。如湿温初起用桂枝、三仁汤化裁；若热在阳明，湿在太阴，当用栀子豉汤合六一散加豆卷、荷梗、通草等。

　　从医案分析可知，丁甘仁尤擅用经方，治伤寒常以经方化裁；辨治温病，与六经分证吻合者，亦多选经方加减。《丁甘仁医案》中伤寒案16例，均按六经分证并选用经方化裁；风温案19例，用经方化裁的治验亦占11例。湿温案21例中有9例用了经方。

　　辨治喉痧以畅汗为第一要义

　　正因为丁甘仁在外感病的辨治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才能在喉痧症流行之时，挺身而出，救治了无数的患者。

　　喉痧，又名烂喉丹痧，相当于西医所谓之“猩红热”。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最早见于1733年，1903年在我国大流行，发病以儿童为多，危害极大。当时医界因袭于“白喉忌表”，一味滋降寒凉，结果死者无数。丁甘仁运用自己的知识，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对于痧喉证治颇有心得。他提出：凡遇烂喉丹痧，“以得畅汗为第一要义”“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辨证须察其在气、在营，分初、中、末三期，以解表、清热、攻下为基本方法。初期应用解肌透痧，中期要凉营清气，末期应滋阴清肺。同时要结合外用吹喉药，以治其标，在临床中确实取得良好疗效。丁甘仁自述：“临证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一万人次，对于此证略有心得。”并撰《喉痧症治概要》一书传世。

　　从整体论治外科病

　　在外科方面，丁甘仁延续了孟河医派擅长外科的学术特色。丁甘仁之前的孟河医家，大多擅长外科，无论用药、刀圭之术皆极具特色。如丁甘仁之师马培之有《外科传薪集》《马培之外科医案》等著作传世，为近代中医外科名著。《丁甘仁医案》第八卷，皆为外科医案。

　　丁甘仁于外科疾病主张从整体论病，把内服药与外用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用药戒一味攻伐，善用和胃健脾，益气托毒等方法，常用大剂量生黄芪、鹿角胶、当归、西洋参、阿胶等物。外科疾病的诊断上，尤喜结合经络辨证。外科之病发于外，往往有经可循，故尝谓：“脑旁属太阳，为寒水之府，其体冷，其质沉，其脉上贯巅顶，两旁顺流而下背脊属督脉所主”；发背乃“脊旁为太阳之经，督阳已衰，太阳主寒水之化，痰湿蕴结，营血凝塞”；乳房病“属胃，乳头属肝，肝胃两经之络，被阻遏而不得宣通，乳部结块”；瘰疬为“少阳胆汁不足，少阳胆火上升”。

　　个人事迹

　　丁甘仁对中医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改变了培养中医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为推动近代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正式招生上课，该校办学常年经费由董事会负责，丁甘仁从学校创办至1926年逝世，始终是董事会主要负责人。谢观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祝味菊、黄体仁、余听鸿、汤逸民、戴达夫、时逸人等13人，均有名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制五年（预科二年本科三年）。该校早期教学非常注重临证，丁甘仁同时创设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以供学生实习之用。该校前五期的毕业学生，都是跟随丁甘仁临诊的门人。

　　丁甘仁还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课程注重妇幼产科，1927年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1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年，丁仲英回顾自1917年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笔路蓝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后人敬书《丁甘仁墓表》曰：先生“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延名师肩其任。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许多著名医家及医学教育家，如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王慎轩、张赞臣、张伯臾、朱治安等，后来均成一代名医，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广泛的发扬。丁甘仁亦由此而享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美誉。

　　弟子及传人

　　丁甘仁子元彦（字仲英）、元椿（字涵人）；孙秉臣（字济万）、彬章（字济华）、彬刚（字济民）、彬毅（字济南）等，均承家学，世其业。丁甘仁次子丁仲英、长孙丁济万，亦为知名医家。孟河丁氏三代皆为名医，在中医界被传为佳话。

　　丁仲英（1886—1978），丁甘仁次子，继承父业，亦为民国时上海著名中医，主持上海中医学院（原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工作，1928年与夏应堂、蔡济平组建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后改名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任会长，与陈存仁合著《健康论》两集，并整理丁甘仁的学术著作刊行。后侨居美国。

　　丁济万（1903—1963），丁甘仁长孙，父早亡，弱冠即随祖父习医，秉承家学，即有医名。后复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医术精湛，蜚声沪上。精于内、外、妇、幼诸科，尤善治伤寒时病。1931年，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上海华隆医院院长，上海国医学会理事长。后迁至香港行医。丁济万幼子丁景源（1930—1995）移居美国，为针灸、中医获得美国政府认可做出了积极努力。

　　丁仲英有三子业医，但无一毕业于上海中医学校。仲英长子丁济华（1909—1964）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反右斗争中历经磨难，其子女中有二人在美国从事中医业。仲英次子丁济民（1912—1979），还是一位藏书家和历史学家，于1956年任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医学系主任，龙华中医医院副院长。丁济民之子丁一谔（1944—），曾任上海龙华医院顾问，是丁氏在华行医的最后一位传人。丁仲英三子丁济南（1913—2000）投医较晚，自创了一套医学特色，在“文革”中也遭受了许多迫害，后成为瑞金医院中医高级顾问，其养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开设了一家中医学院。

　　丁甘仁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带出了大量优秀的门人弟子，其中有许多成为后来著名的中医学家和中医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当代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如程门雪、黄文东（1902—1981）分别担任上海中医学院第一、第二任校长；严苍山（1898—1968），著名医家，上海中医药大学现任校长严世芸之父；张伯臾（1901—1987），曙光中医院高级顾问，现代中医教科书《中医内科学》主编；杨树千（1895—1967），1955年北京第一届西学中班副理事；秦伯未（1901—1970），著名中医教育家，1955年任卫生部顾问；王慎轩（1900—1984），1924年创立苏州国医专门学校，对中医妇科的发展贡献卓著；章次公（1903—1959），著名医学革新家，1955年任卫生部顾问。出于对丁甘仁的尊敬，其家族、学生和门人被称为孟河医派最重要的丁派。

　　1927年，丁甘仁逝世后不久，一些最出色和进步的学生，如秦伯未、严苍山和章次公等纷纷离开丁甘仁的学校，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希冀加快中医现代化的步骤；而另一些学生如程门雪、黄文东则作了相反的选择。如黄文东一生任职于上海中医学院，被聘为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临床上基本继承了丁甘仁的风格，其关于丁派对中医学发展的论述至今仍是探讨丁甘仁学术成就最具权威的参考书。（陈仁寿 南京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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