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治疫由来久

　　石膏治疫，由来已久。《神农本草经》云：“石膏，味辛微寒，主治中风、寒热。”这里所说的“寒热”，并非单指恶寒发热症状，而是指包括疟疾、瘟疫在内的寒热大病。此后，历代医家对石膏治疫进行了大量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今就此题作一简述。

　　张仲景：立方白虎 开启清解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白虎汤（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是清热解毒的第一方，也是开启用石膏治疗热病的第一方。《伤寒论》言及白虎汤证的有三条（另有白虎加人参汤三条），虽然没有治疗瘟疫病字句，但所治指证：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俗称四大症），亦见于瘟疫。后世医家所以用白虎汤治疗流感、暑温、瘟疫等，均源于《伤寒论》的启示。

　　另外，《伤寒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竹叶石膏汤都含有石膏，亦是治疗热病的良方。

　　吴鞠通：变通白虎 更拟新方

　　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将白虎汤列为治疗风温之重剂，《温病条辨·上焦》篇云：“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对于这种温病重症，“辛凉平剂（指银翘散）焉能胜任”“非虎啸风生，金飚退热，而又能保津液不可”，这个“虎啸风生”保肺清金的方就是白虎汤。对于白虎加人参汤，他补充了脉象，“脉洪大而芤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而对于暑温，他提出“手太阴温病……身重者，湿也，白虎加苍术汤主之。”

　　更可贵的是吴氏对石膏应用性的创新，如《温病条辨·中焦》篇云：“阳明温病……喘促不宁，痰涎壅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此文所显示的证候，显然是热毒炽盛、痰涎壅肺所致，是温热病的重症。故吴氏既选生石膏清解肺热，又选生大黄通腑降浊，另取杏仁通肺气，瓜蒌皮通肺络，如此上下并治，加速了热毒的分解，也有利于痰涎的肃降，对痰热壅肺证的温病（包括瘟疫），无疑是一首对应良方。还有治疗湿热充斥三焦所致的黄疸，吴氏用苦辛寒法，拟杏仁石膏汤，取杏仁、石膏清开上焦，半夏、姜汁、枳实温开中焦，黄柏直清下焦，另用栀子通行三焦，而治疗重点在上焦，故以杏仁石膏为方名。又如化斑汤，乃由白虎汤加玄参、犀角（水牛角代）而成，对于温热毒邪郁于肌表血分而出现的斑疹，医家多作首选方药。又如《温病条辨·中焦》篇的三石汤，亦是以石膏为主药，主治温病发热重症，多用于感冒、流感及感染性疾病和传染病等。

　　余霖：能表肌热 能泄实热

　　余霖，字师愚，江苏常州人，清代温病学家，以善治疫症名扬医坛。著《疫疹一得》，是他多年治疗暑热瘟疫经验的总结，他指出：“疫疹乃火毒为患，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治当清热凉血解毒，以冀透邪外泄。”他在《疫疹一得·自序》中说：“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症，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在临床实践中，他创制清瘟败毒饮，救人无数。该方以大剂量生石膏为君药（大剂量180~240克，中剂量60~120克，小剂量24~36克），“直入胃经，使其敷布于十二经，退其淫热”，配以大剂量生地、犀角（水牛角代）、黄连等，治疗时行疫毒，气血两燔，大热、大渴、神昏、烦躁、疫疹、苔黄、脉数等，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泻火的功效。其方后附有52个症状加减法，可谓从头到足，无所不包。

　　张锡纯：放胆用之 直胜金丹

　　张锡纯（1860—1933）对石膏的应用非常娴熟。他总结石膏所治病症，包括外感之热、瘟疹之热、咽喉之热、头目之热，以及疟疾发热、脑漏发热、产后温热等，均可“放胆用之，直胜金丹”。他称石膏为“治寒温第一要药”。他从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中体验到，“凡遇阳明应下证，亦先投以大剂白虎汤一两剂，大便往往得通，病亦即愈”，并名之曰“避难就易之法”。

　　张氏用石膏必用生品，其用量之大，有一症用数斤者，亦有一症用至十余斤者，故人送绰号“张石膏”。但他用石膏，既用汤剂，亦用散剂，即将生石膏研细末，用余药或清水煎汤，徐徐送咽，如退高热所用的石膏阿司匹林汤。他认为生石膏透表解肌，凉而能散。其性寒凉，“虽不如冰，而退热之力，实胜冰远甚。”

　　孔伯华：辛寒透解 逐邪为要

　　孔伯华（1884—1955），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治疗温病重视内因，善用石膏，并附有新义。他从临证中体验到，“石膏绝非大寒之品，其性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盖石膏体重能泻胃火，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而不寒，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过之。不但治伤寒温病壮热如火，头痛如裂，尤为特效。且用于外科疮疡之溃烂、口腔之溃疡、热病斑疹，亦为要药。”孔氏对瘟疫之治疗，主张逐秽为首务，将辛凉、辛寒、苦寒、咸寒药集于一方，既清且透，既散且利，重在清热解毒，热清毒解则阴津自存。

　　郭可明：剂量加重 控制乙脑

　　郭可明（1902—1968），河北人，张锡纯弟子，我国著名中医温病学家。1955年，河北省石家庄乙脑流行。以郭可明为主的治疗小组，运用中医温病理论，选用白虎汤为主，或配合西医抢救与一般支持疗法，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郭可明用石膏有如下特点，一是必用生石膏，石膏煅后宣散之性变为收敛，已失去清热功效，故内服必生用；二是石膏为石质，不轧细则煎不透，所以必须轧成极细粉面，用甘草水飞过，始能入药治病；三是生石膏必须先煎数十沸，后入他药，方能有效；四是必须重用始能奏效，实热炽盛者，恒用四五两或七八两，外感实热轻症亦必用至两许；五是服药后必须静卧，适度盖被，以使内热徐徐透达外泄。

　　蒲辅周：必先岁气 无伐天和

　　1956年8月，乙脑在北京暴发流行，开始死亡率很高。虽然也采用石家庄的经验，但治愈率不高。温病大家蒲辅周（1888—1975）认为，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处于暑季，但前者正值酷暑，久晴无雨，天暑地热，证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润燥，切中病机，故见奏效；而后者正值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湿热，证偏湿，属湿温。蒲辅周用运气学说道：“岁在乙未，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暑温偏湿，不得以君火司天，燥金在泉同治之。”并指出，“治疗急性病，必须遵循‘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他采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通阳利湿的方药，包括白虎加苍术汤、三仁汤，以及藿香、佩兰、郁金、荷叶等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一场可怕的疫情得以控制。

　　综上所述，石膏对于瘟疫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但须谨记，石膏性寒，如果用于痰湿性或湿寒性瘟疫，必须配伍辛温药物如麻黄、桂枝、苍术、杏仁等，这就有了麻杏石甘汤、白虎加苍术汤及白虎加桂枝汤、宣白承气汤等。其用量并非越大越好，要对证取量，不可孟浪用事。（毛德西 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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