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上）

墨子，姓墨名翟（约公元前479年—前38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创立墨家学说，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以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奢靡风气的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创立了新的门派。墨家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奢靡（节用、节丧、非乐），主张创新（“五行毋常胜”），做事要有法度、标准（规矩准绳）等，还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三表法”，这些观点对《黄帝内经》建构医学理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先秦墨家“三表法”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经·非命上》）表，标准、标志；本，考察事件发生的内在根据、内在变化规律；原，缘由，考察事件发生的起因和缘由，即详察实情；用，就是应用、实用，任何理论都必须落实到实际应用之中，通过实践应用对理论进行检验。

就墨子倡导的“三表法”而言，历代诸家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黄帝内经》在确定其医学理论观点时，应用自己的医学内涵诠释了这一认识问题的三原则。如其中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源是先秦阴阳家所创立的阴阳、五行说，精气理论与道家的“道气论”一脉相承，辨证论治本原于法家思想等。其中所论的诊法、病证、治疗，甚至五运六气理论的建立，是墨子“详察实情”认识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古人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对天地万物、生命现象、气象物候，以及临床实践等实情详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

就临床医学知识而言，如果患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即所谓“原”，缘由），症见“口甘”（《素问·奇病论》），久则“足生大丁”（《素问·生气通天论》），总结出了消渴病（糖尿病）发生的原因，与患者长期高热量饮食有关（即所谓“本”，消渴病发生的基本病机），其主症为消瘦（即“消”）、口渴多饮（即“渴”）、口甜而黏，后期多合并皮肉感染化脓。并制订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素问·奇病论》）的治疗方法（即所谓“用”，通过兰草汤的治疗，消除体内瘀阻的邪气而病愈）。这是《黄帝内经》作者在长期临床“实情”观察基础上总结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这些理论时至今日仍然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再如《黄帝内经》对外感热病的研究，也体现着墨家“三表法”的思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论，则是探求外感热病发生的缘由（即所谓“原”，事件发生的缘起或者原因）；而辨析热病六经传变过程，无论是六经顺传，或是六经表里经“两感于寒”之逆传，则属于求“本”（探求事件内在规律，此处指外感热病六经证候的演变过程）；而“三表法”中的“有用之者”，就是要讲究应用、实用，《黄帝内经》据此则将相关病证的所有研究，落实在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如将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原因、六经证候演变机理、演变过程的研究落实于临床应用，故而有“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以及“暑当与汗皆出，勿止”（《素问·热论》）等外感热病之类疾病的具体治疗。

先秦墨家“民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优秀基因。由于先秦墨家一众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因而对于民众基本诉求和疾苦的感触最为直接、最为深刻，通览《墨子》现存的54章文字，处处浸润着体恤民情的“民本”思想。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天下（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这是站在“民本”的立场上，认为天下之人犹如爱自己一样去爱戴别人，充分表达其对社会公正、人人平等美好愿望的追求。

“非攻”，即反对战争，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墨子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安全的价值主张。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兼爱”原则的。战争“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在春天进行战争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战争就使农民不能在田间收获。这也反映了民众想确保生命财产的愿望和其对民命的体惜。

墨子“尚贤”的政治主张，是站在社会下层民众的立场，反对世袭制度，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必须要靠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因此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做官的不能永久高贵，民众不能永久卑贱。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应该被推举当官，而没有才能的昏庸官吏就应该降级或罢免，即使是农民与工匠，只要有才能，也可以唯才是举，担任一定的官职。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不仅一般官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表达了贤人治国的要求，体现了对民智的重视。

“节用”“节葬”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之一。“节用”主张表现为崇尚节俭，才能保障民生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对“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的“寡人之道”进行了大声疾呼的抨击（《墨子·节用上》）；在强调“节用”的同时，还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才可能不断地增长。“厚葬”是要把很多财富埋在坟墓里，而“久丧”（长时间祭奠亡灵）则会影响劳动生产（《墨子·节丧下》）。墨家还认为沉溺于音乐声色的享乐，既会耽误民众的农耕生产，还会大量消耗民生的财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墨子强调“非乐”的政治主张，如此才能确保民力用于农耕劳动，就会避免“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样的“民之巨患”发生（《墨子·非乐上》）。

墨家上述“民本”主张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的建构，因为有病求医是民生最基本的诉求之一，故而在全书篇首开章就高扬“民本”理念，畅言“余子（子，动词，当作儿子一般爱护）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痛惜）其不给（给jǐ几，生活不能自足），而属（属zhǔ主，连续）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药物的通称），无用砭石，欲以微针（指九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使气血经脉在逆顺往来的交会之中正常运行）。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条理清楚的理论体系）。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灵枢·九针十二原》）。经文开篇就彰显了墨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凸显了中国几千年“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此紧密联系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不与中华文化这一深厚的“民本”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先秦墨家“兼爱”主张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兼爱”和“尚同”是墨学的核心观念，其他内容都是这两者的补充和扩张。孟子对墨子“兼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意为吃苦耐劳），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以他人为中心，强迫自己去为别人服务，这也就是墨子所说的“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互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也，不可不务也”（《墨子·兼爱中》）。可见，“兼爱”考虑更多的是众人的利益和民生的幸福。

《黄帝内经》是一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式的典籍，而医学正是以解除大多数人的身心疾苦为宗旨的崇高事业，任何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是墨子“兼爱”思想的践行者，因而其全部内容无不体现“兼爱”思想。例如在其讲述医学教育和传承时指出，“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灵枢·师传》）。经文在此处既强调了医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救死扶伤、保障民众的身心健康，且医学教育和传承使医药知识发扬光大，永传后世，“无有终时”地造福子孙，同时也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解除广大民众的疾苦是创建医学学科的根本宗旨，是“医者，仁术也”的具体体现，对待患者就要像对待“亲戚兄弟”那样亲近（《素问·汤液醪醴论》）。所以墨子倡导的“兼爱”思想也就是治医的基本道德观念，不懂得“兼爱”是不能治医的。

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墨家“五行毋常胜”（《墨经·经下》）创新思维模式的提出，必然以阴阳五行家的“五行常胜”思维模式为逻辑起点。这两种思维模式都对《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产生了影响。

“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黄帝内经》将阴阳五行家的“五行常胜”之论（即木-土-水-火-金-木之相胜/克制之序）径直表达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宝命全形论》），并以此为据全面地构建相关的医学理论。

1.“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脏腑生理关系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认为，心“其主（主，被克、被制约。下同）肾也”；肺“其主心也”；肝“其主肺也”；脾“其主肝也”；肾“其主脾也”（《素问·五脏生成》）。此处原文就是在“五行常胜”思维背景下，认为人体五脏系统之间凭借着相互制约关系，维持着生命活动的动态平衡。由于人体以“五脏为本”（《素问·六节藏象论》），五脏间的制约关系是全身机能调节的核心和关键，故而强调：心“其主肾也”，肺“其主心也”等，指出了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即后世说的五脏相克关系。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维持着脏腑间平衡协调的生理活动，此即“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素问·六微旨大论》）理论在藏象理论中的应用。如心“其主在肾”，说明心必须受肾的制约，才能发挥正常功能，心属火，肾属水，肾水上济心火，心火才不会过亢伤阴。同时肾之所以能发挥对心的有效制约作用，又是赖脾的制约，因为肾“其主脾”。余脏类推。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就会造成五脏病理上的相互影响。如一脏制约作用太过，最易损伤被己所制之脏，同时也有害于制己之脏；若制约不及，除了容易被制己之脏伤害外，还可受到己所制之脏的伤害。

2.“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脏腑发病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认为，“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素问·金匮真言论》）。此节专论外邪致病的成因及侵犯人体的途径。经文在“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的前提下，明确地提示自然界四时不正常的气候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外感病的致病因素。外邪侵犯内脏的途径是：八风发邪（四时八节的致病因素）首先侵犯体表而影响经脉，因为经脉外络肢节，内连脏腑，进而循经而入，触犯内脏，引起疾病。八风能否成为致病因素，在于四时之气的所胜和所不胜。正如张志聪所注，“所谓得四时之胜者，如春时之西南风，长夏之北风，冬之南风，夏之西风，秋之东风，此得四时所胜之气，而不为风所触。盖五藏因时而旺，能胜其所不胜也。上节言八风发邪者，发所胜之风，而克贼所不胜之时也。此言得四时之胜者，得四时所胜之气，而能胜所不胜之邪风也”（《素问集注·卷七》）。由此说明外邪侵犯内脏，既有一定的途径，又有一定的规律。此处以五行“相胜”之理，论证了五季气候相互制胜关系，并以此提示五脏应五季及其在发病中的意义。

3.“五行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临床脉诊理论构建的影响

经文“肝见庚辛死，心见壬癸死，脾见甲乙死，肺见丙丁死，肾见戊己死，是谓真脏见皆死”（《素问·平人气象论》）。此节原文认为，肝病出现真脏脉（无胃气之脉，脉有胃气则生，脉无胃气，提示病情危重）时，至庚辛日（属金，金胜木）死；心病出现真脏脉时，至壬癸日（属水，水胜火）死；脾病出现真脏脉时，至甲乙日（属木，木胜土）死；肺病出现真脏脉时，至丙丁日（属火，火胜金）死；肾病出现真脏脉时，至戊己日（属土，土胜水）死。另有类似的五脏逆时之脉，预示病情危重的诊脉理论，如“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命曰逆四时”（《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及“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皆“死，不治”（《素问·宣明五气》）等，均是在“五行常胜”思维模式下构建的五脏逆时之脉的理论。这些论述都认为在相关脏的病情严重之时，如果出现了该脏的真脏脉（即无胃气的死脉）时，提示病情已经相当危重，若再遇五行属性相胜时日的旺气与之叠加，就是“死，不治”危急状态。这些原文都是应用五行“常胜”之论，构建诊法中的凭脉推断疾病预后吉凶的实例。

“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构建的影响及其意义

《黄帝内经》之“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表达，则是对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模式（五行之间的相胜可以呈现出反向/或者多向相胜，甚或在原有的相胜关系之间发生相互滋生/相生的态势）内涵的深刻表达，并用这一思维构建医学的相关理论。

1.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五脏生理状态下多向性生克制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五脏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关系。《黄帝内经》将脏腑间的复杂多向性的生理关系，运用五行生克制化加以表述。其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运用五行相生理论解释五脏间的生理联系，而《素问·五脏生成》则是应用五行相克阐述五脏间的生理配合，正如张志聪在其《素问集注·卷七》所总结的那样，“五脏合五行，各有相生相制，制则生化”，就是对《黄帝内经》化用墨家“五行毋常胜”理念建构藏象理论的明确表达。而《素问·玉机真脏论》基于“五脏相通，移皆有次”观点，更是应用这种五行生克理论来分析五脏病理传变规律“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就是对五脏相互为用，生克制化理论进行临床应用的示范。

2.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五脏疾病传变理论构建的影响

《黄帝内经》认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具体的传变规律是“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心受气于脾，传之于肺，气舍于肝，至肾而死。脾受气于肺，传之于肾，气舍于心，至肝而死。肺受气于肾，传之于肝，气舍于脾，至心而死。肾受气于肝，传之于心，气舍于肺，至脾而死”（《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节经文表达了以下观点：一是脏病传变规律，即子病及母→传之所胜（相乘）→（再）子病及母→（再）传之于所不胜（相侮）。二是五脏病传举例，如心病→肝为子病及母，肝病→脾为传之所胜（相乘），肝病→肾为子病及母，肝病→肺为传之于所不胜（相侮），其他脏类此。三是掌握病传规律的意义在于预测五脏的病情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原文中的“所胜”“所不胜”之义，显然属于墨家“五行毋常胜”之论的内涵之列。

此节在五行理论指导下构建的五脏病传理论，充分彰显了墨家“五行毋常胜”之多向性病传状态。其认为五脏病证的传变规律有二：一是疾病在母子相生之脏间传变。即“受气于其所生”和“气舍于其所生”，指出任何一脏的疾病都可以在母子相生之脏间相传，即可以母病及子，也可以子病及母，如心脾母子两脏之间的病证可以双向相互传变等。二是疾病在相克两脏之间相互传变，既有相乘而传，又有相侮而传。顺传所胜之脏，即传其所胜，如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肾病传心、心病传肺、肺病传肝；逆传所不胜之脏，如心病传肾、肾病传脾、脾病传肝、肝病传肺、肺病传心，也是疾病在两个相互制约的脏之间双向传变。此节所论的病证在五脏之间多向性的传变形态，是墨家“五行毋常胜”观点在《黄帝内经》五脏疾病传变理论构建中应用的体现。

3.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预测五脏疾病多种不同预后转归形态理论构建的影响

如“病在肝（属木），愈于夏（属火，木之子。子能令母虚，使母脏之邪衰而消退），夏不愈，甚（病情加重）于秋（属金，金克木，制约肝木之气，故使其病情加重），秋不死，持于冬（属水，木之母，母能令子实，有助于肝木稳定病情），起于春（属木，本气相助，有利于病情好转），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十月太阳历法天干纪月中的丙月、丁月，属火。下同），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属金），庚辛不死，持于壬癸（属水），起于甲乙（属木）。肝病者，平旦（属木）慧（病情小愈），下晡（属金）甚（加重），夜半（属水）静（病情平静）”（《素问·脏气法时论》）。其他脏得病情变化类此。

此节原文仍然属于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之列，经文运用五行之间多向的生克乘侮关系，分析四季气候、天日时辰对五脏疾病的影响，此处所言“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是对这种影响基本规律的总结。即是说，邪气侵犯人体，都是因胜以克伐而得病，如木横克土则脾病，火胜克金则肺病等。待到脏病在其“所生”的时节就可能痊愈，如木生火，所以肝病愈于夏季、愈于火之旺日丙、丁月；火生土，故心病愈于长夏土之旺日戊、己月等。至其“被克”的时节则病情加重、甚至恶化，如金克木，因此肝病甚于秋季（属金），加重于金气所旺的庚、辛月；火克金，故肺病甚于夏季，加重于火之所旺之丙、丁月等。到了“生己”的时节，得母气之助而病情稳定，呈相持状态；如水生木，所以肝病持于冬季水之所旺的壬、癸月。到了本脏当旺的季节，疾病可以好转而有起色，如肝气旺于春季，故肝病者起于春季木之所旺的甲、乙月。其余诸脏病情变化皆可依此类推。原文在兵家“五行无常胜”理念影响下，运用五行多向的生克理论，分析探讨五脏疾病的变化规律，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关键取决于邪正双方力量较量的“所胜”与“所不胜”关系；揭示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正邪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疾病的预后转归和疾病的可能发展趋向。因此，要求医生在临证之前，要了解四时五行之“更贵更贱”“先定五脏之脉”，如此才可以对疾病进行“知死生，决成败”的批判；也才能对疾病“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素问·脏气法时论》）的预后转归进行预测。

仅从五脏的多维度病情变化形态，就能充分体现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在《黄帝内经》预测五脏疾病多种不同预后转归形态理论建构中的影响及其意义。

4.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模式对《黄帝内经》治疗五脏疾病临证用药理论构建的影响

“肝（属木）苦急，急食甘（属土）以缓之（土侮木）……心（属火）苦缓，急食酸（属木）以收之（母助子）……脾（属土）苦湿，急食苦（属火）以燥之（子助母）……肺（属金）苦气上逆，急食苦（属火）以泄之（火克金）……肾（属水）苦燥，急食辛（属金）以润之（母助子）”（《素问·脏气法时论》）。此节经文认为，五脏与五行五味四时相应，五脏各有适宜药食之气（寒、热、温、凉性质）、药食之味（酸、苦、甘、辛、咸之味）及相应的生理特征，五脏罹病后，医生可以根据这些特点选取相应的药食气味予以补泻调理。此处五味调理五脏的理论，即是墨家“五行毋常胜”思维灵活应用的典范。

此处“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调治方法，缘于肝属春令风木之脏，性喜疏畅条达而恶抑郁，若疏泄太过，五志过激而恼怒伤肝，则应急用甘味的药食来缓和肝气；如若“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是肝气疏泄不及，气郁不舒，故而又当选用辛味的药食来疏散肝气。“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所以辛味疏散之品顺应肝气的疏泄之性，故在肝为补；而酸涩收敛之品违逆肝气之性，故在肝为泻。

再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缘于脾“喜燥而恶湿”，脾脏不能耐受湿气的困遏，如果因湿邪困遏而发生病变，应当及时给患者服用苦味之药来燥除湿邪。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此为脾湿太盛，中气受困而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中焦枢机转输失和，故当及时服用甘味之药予以调和；中焦枢机转输不利日久，必然致使内湿停聚日盛，故用苦味之药燥之；若脾气不足，必须甘味之药予以滋补。

这是《黄帝内经》在化用墨家“五行毋常胜”创新思维而构建的五行多向生克乘侮原理，构建的五味调理五脏病证理论。医生临证时在对人体五脏疾病、药食性味进行五行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五脏病证寒热虚实属性进行灵活组方用药，调治各脏不同五行属性的病证。（张登本 陈震霖  陕西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