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下）

先秦阴阳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实际是阴阳与五行合论流派，倡导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并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及演化过程；用五行特性及归类方法，解释宇宙万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将阴阳和五行两套理论相结合，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演化，甚至历史变迁、社会更替。由于这一学术流派以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变化为其学说根本，因此汉以后学者称之为“阴阳家”。邹衍的阴阳五行合论观点被《内经》全面接受，认为“五运（即五行之气的运行变化）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素问·天元纪大论》）。全面接受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相关医学知识，并由此构建了以《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六节脏象论》等为代表篇论的核心医学命题——即“四时五脏阴阳功能系统结构模型”。

杂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杂家是战国后期出现的试图折中、杂糅诸子思想的学术流派，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特点，其代表作是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和稍早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今人在详论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时说：“此书于孔子、曾子、庄子、墨子之言，伊尹、刘子之书无不采辑，不主一家，故内容庞杂。但已亡佚之先秦古籍如阴阳家、农家……之说，可由此考见一斑。”（《诸子通考》）

《吕氏春秋》是杂家学术流派的开山之作，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治学理念指导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将经过改造和发展的道家理论作为基础，全面吸纳法、墨、名、兵、农，以及阴阳五行诸家观点中有用的部分，建构其独有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立场。该书虽然不是医药学著作，但却传载了此前丰富的生命科学知识，吕氏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视角，审视和运用人们易于理解的医药学知识阐扬其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用治医之理以明治国之道。此处仅从医药学的立场，还原其中有关生命科学的知识，一方面有助于评估此前医药学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能审视《内经》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之前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尤其是前期的医药学成就背景。其反对用宗教迷信方法治病的立场也得到《黄帝内经》的深刻认同，如《素问》在“上（崇尚）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更加）来”（《吕氏春秋·尽数》）的思想影响下，高扬反对迷信鬼神的旗帜，态度鲜明地表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

《吕氏春秋》以独特的视角，运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杂家的治学理念，全面地吸纳了此前诸子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其广泛、全面地吸纳前人研究成果作为论据，论证其治国、治事、理政、安身立命等政治主张，此前人类生命科学知识很自然地也成为其所引用的重要资料，这无疑保存了汉代以前该类知识重要资料源。其中杂家“兼收并蓄”治学理念就成为《黄帝内经》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时的主导思想，因而使四、五十种医学文献融汇于一炉；论证的“圜道”理论就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充分地加以运用；从生命科学的角度阐发了“重生”和“重民”理念，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和展示方法。这些内容都对后来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素问》还直接引用《淮南子》的相关篇章的观点解释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对发病的影响。《淮南子》认为有“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坐埃归焉”（《天文训》），而《素问》对其稍加改造，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阴阳应象大论》）。至于“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可以说几乎全文援引于《淮南子》，于此可见杂家学术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此外像天周二十八宿、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知识，均被《黄帝内经》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时所接受、所利用。

先秦兵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兵家是以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军事家为代表的学术流派。该学术流派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帝内经》在用药、用针治病如用兵的理念引领下，化用兵家“令行禁止”理念建构了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原理和禁戒之法；化用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建构“治未病”理论；以“战势不过奇正”和“五行无常胜”理念，建构五行多向的生克乘侮理论指导下的脏腑关系、脏腑发病理论、脏腑病证临床调养理论；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思想的影响，指导中医临床辨证施治，从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些兵家不同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其中以自然界无穷变化说明用兵之法无常道的军事思想时说“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兵法·势》）。《素问》将此观点直接引入解释相关医学道理，指出了“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六节藏象论》）。

在疾病治疗上，《黄帝内经》在治病用针、用药如用兵理念的指导下确立自己的治疗思想。“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其在此用兵之道的影响下，要求医生施针治病不但要掌握左病刺左、右病刺右、阳病治阳、阴病治阴之常规方法，还应当做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变通方法。甚至还直接证引其说，制订相关病症的具体治法，如“《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气，指高昂的士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音意同‘滚’）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灵枢·逆顺》）。《素问·疟论》确立疟疾刺治方法时也有类似记载：“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刺也。”这种刺疟之法，是“其盛，可待衰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疗思想的具体应用，也是兵家“避其锐气，勿击堂堂之阵”用兵战术思想对其确立治病原则的影响。《灵枢·玉版》在论疮疡刺治、脓肿切开引流、针具选择时也引用兵家的观点，认为针刺所用的针具虽小，但对人身伤害的副作用犹如“五兵”，“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得之也。夫致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养生、生理之道）远乎”（《灵枢·玉版》）。此处以两国开战的酝酿积累过程，类比人体痈疽化脓性疾病的发生均非一日之灾、须臾所得，将医生治病的针具与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进行类比，其论证过程和论证所得的结论恰如其分，切中该病形成的原由及针刺治病的意义。

先秦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先秦农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不仅与《黄帝内经》缔造的中医药知识体系同根、同源、同宗，而且农家学术的某些内容称为中医药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先秦农家“水崇拜”“土崇拜”、重视历法知识对农耕活动的影响，以及农家对农作物深刻认识对中医体质理论建立的启示等方面内容，都成为中医理论的文化源头。

农家因其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该学派认为农业是民众的衣食/生存之本，应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先秦第一子管仲在其辅佐齐国使其强盛的治国策略《管子》一书中，多次阐述治农的核心要义；《孟子·滕文公上》就传载有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相关内容，提出社会贤达都应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体现了农家学派的社会政治理想；《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先秦农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黄帝内经》在其建构医药知识体系时，充分地运用了农家学术流派对秦汉时期记录和总结的农业生产内容和相关经验。如“东方青色……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赤色……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中央黄色……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西方白色……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北方黑色……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素问·金匮真言论》）。此处原文所表达的五方、五季、五色、五味、五畜、五谷等知识，就是秦汉时期所重视的“农家学派”所传授的相关内容。追溯《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玉机真脏论》《脏气法时论》，和《素问》言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以及《灵枢经》的《五味》《九宫八风》《岁露论》等原文，均将先秦农家相关知识纳入到所建构的生命科学体系之中，成为医学学科的重要知识支撑。

西汉社会背景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像《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则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本书为何以“黄帝”命名了。

西汉文化背景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主要内容的建构主要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其理论体系也无疑会受到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至于这一时期的“重生”“重民”“重阳”“重土”“天论”“天人合一”政治理念，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重要著述的文化成就，都会在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该时段的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更是其理论建构时必须吸纳的基本材料。

西汉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有助于《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

《淮南子》全面继承了杂家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首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其六家之说，不仅对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给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黄帝内经》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糅杂于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建构医学体系。

西汉重视黄老之学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建构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建构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为何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西汉“民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这是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年间确立“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就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不能不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西汉“重生”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建构其理论的，所传载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体现。其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建构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其成书，这一思想一直连绵不绝。

西汉“天论”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就给予“天”以明晰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北宋邵雍注疏语）的内涵界定。若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的自然存在，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黄帝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如仅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经》的《天年》和《通天》等篇无不如此。在其中588次涉“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被赋予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意涵。

西汉“重土”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时期“重土”思想与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故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述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就不足为奇了。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黄帝内经》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脉以胃气为本理念的建立，《素问·玉机真脏论》“胃为五脏之本”观念的发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胃与五脏六腑、与全身密切相关的理论等，无不与“重土”思想有关。

西汉“重阳”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重阳”思想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这一思想充斥于《春秋繁露》。《黄帝内经》秉承了“阳为主阴为从”的“重阳”理念，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说，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阳气盛衰寿夭观念”。并由此产生了阳气昼夜、四季盛衰规律，总结出了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是明代“温补派”，以及现代“火神派”“扶阳抑阴”治法创立的依据。

西汉“天人相应”观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思想界十分重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的观念，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其所建构的生命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特点与此精神基本一致。

西汉主要文献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淮南子》与《黄帝内经》

《淮南子》的内容全面影响了《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如“兼收并蓄”治经理念成为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思路；秉承先秦道家宇宙观的本体论；认为宇宙万物同源于气，气是宇宙万物生成本原；“道”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共同规律，在此大前提之下，也以“道”以“气”论述人类生命活动；在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之下解释相关现象，其中包括人类生命活动，这些内容都与其中的生命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有关养生、病证（7类59种病症）、治疗，以及药物50余种（专讲功效的20多种）的内容，不但反映了西汉早期医药学成就，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医学理论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春秋繁露》与《黄帝内经》

《春秋繁露》82篇，运用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形体大致构造、某些生理机能、脏腑形体关系、形神关系的医学认识，言思想、言文化、言治国、言治事、言治人。其中宣扬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点，运用精气、阴阳、五行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治国方略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及生命科学的等相关道理；专章讲述养生内容，较全面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的认识。作为影响汉武帝时期朝野思想的《春秋繁露》，也就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也可以从中窥视到此后成书《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理论建构的相关背景。

《史记》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书虽然晚于《史记》，但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仅仅29个医学案例约1.1万字的内容，就与其中征引医学文献名谓、行文格式、问对体例、医学术语、精气—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疾病传变规律、“治未病”理念、“病人为治病之本”的观念、用“整体观念”阐述医学知识、10岁的年龄段划分、重视“胃气”在疾病预后变化中的意义、“杂合以治”的治病理念等12个方面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其中所传载的医学信息，提示司马迁及其此后时代的医学成就已经为《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准备了充足的文化基础、哲学基础、思维基础、方法学基础，尤其是建构医学理论时所必需的临床实践基础。只要认真地研读其中的内容后就有一种可以从中找到《黄帝内经》的影子之感。

西汉天文、历法成就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天文、历法成就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例证予以审视。就天体的结构而言，《黄帝内经》原文蕴涵有西汉以前的三种宇宙结构模型，即盖天说（《灵枢·邪客》）、浑天说（《素问·五运行大论》）、宣夜说（《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等。

有关二十八宿的内容，如《灵枢经》的《五十营》等篇，尤其是《灵枢·卫气行》之“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解释人体营气卫气昼夜循行规律。还有《素问·天元纪大论》，与西汉时期所言皆同。关于“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的记载，是对计量日月运行的表述，关于太阳运行一度，月球运行13.7/19度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与《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表述完全一致。

正月建寅的历法规定最早见于夏代，西汉时期沿用了这一历法模式。古人发现，北极星的相对位置基本不动，斗纲始终指向北极星并以此为圆点作圆周运动，一昼夜循行一周，一个太阳回归年循行一周。为了计量一昼夜的不同时辰、计量一年的不同时节阶段，于是就在天球宇宙建构观念和北斗七星的天文背景之下，将十二地支（又称十二辰）、十天干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进行等分，并与二十八宿星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斗纲指向时空区位的天象观察，就可对相关节令月份予以计量，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了完整记载。这是正月建寅发生的天文背景，与汉武帝于太初元年颂行的《太初历》是一致的，也是《黄帝内经》应用的历法制式。

西汉及其此前的医药学成就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热论》《诊经》《终始》《经脉》《天元纪》《气交变》《天元正纪》《针经》等16种；仅保存零星佚文者有《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六十首》《脉变》《经脉上下篇》《上下篇》《针论》《阴阳》《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26种。正缘于此，故而有《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我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西汉以前医学集大成之论。

《黄帝内经》虽然成编于《淮南子》《史记》之后的西汉中晚期，但其理论与先秦诸子之学几乎是相伴发生的，其学术思想乃至遣字用词都深受诸子之学的影响。此处仅举例简介诸子十家学术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略示《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晶之轮廓。

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相关的特定背景，更何况关乎中华族群健康事业的《黄帝内经》。其成书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绝无例外，一定是中华族群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也只能在中国第一个相对社会政治稳定，国民经济富庶，思想文化繁荣的西汉王朝大背景之下发生。这也是研究秦汉文化与《黄帝内经》理论建构贡献的初衷和意义之所在。（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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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