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仲景全书》创中医“新”善本

张仲景医著之《伤寒论》《金匮要略》，被近当代列入中医“四大经典”。其在历史上曾分离为多种不同主题的医书，也有多种传抄本。北宋治平年间，宋代校正医书局校理成《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方》三部书，其中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两部书成为中医必读之书，而《金匮玉函经》则较长时间失传。明代万历年间，赵开美编修《仲景全书》，收入了其中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为后世研读张仲景著作，留下了珍贵的经典文献。但也留下了一些疑点，如：其中的《伤寒论》是否据北宋小字本，又是否为忠实覆刻？又如，其中的《金匮要略》底本的属性如何？而《金匮玉函经》当年未得收入，亦是遗憾之事。清康熙年间，《金匮玉函经》重新问世；当代，又新发现了两种《金匮要略》重要传本，因而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但当今医界，对这些问题并未深入研究。

近期，由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沈澍农主编的《新编仲景全书》正式出版面世。该书是对“仲景三书”在宋定本之后的流传情况一次总体的研究：一是对张仲景流传医书版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介绍，解决了上述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二是对“仲景三书”及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展开群体的校注，以此提高校注质量。书中完整地收入了宋代校定的“仲景三书”，且《金匮》方面收入了比赵开美时代可见更好的版本，还收入了古人未能得见的两种敦煌所存仲景文献残卷。三是将“仲景三书”重要传本进行了列表对比，以便全面反映所收载版本的全部差异。四是附收了课题组部分相关考证文章，对一些疑点、难点做了深化研究。

该书系统考察“仲景三书”现存早期要本，厘清仲景著作流传的版本情况。迄今为止的仲景著作研究，几乎都是单本书的校注或论说，该书将“仲景三书”作为整体来研究，深入研究和论述了赵开美本《伤寒论》、陈世杰本《金匮玉函经》、吴迁本和邓珍本《金匮要略方》以及敦煌出土仲景医著的流传情况与版本的演变。综述部分充分利用宏观文献与微观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所有结论均有丝丝入扣的考证过程与证据，同时发挥沈澍农写本古籍研究与中医古籍疑难字考证的特长，对“仲景三书”进行了深入的文献学考察，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

灵活运用多种版本鉴定方法，考证“仲景三书”版本源流

沈澍农对于“仲景三书”的版本考证运用了避讳字考证法、语言文字考证法、文献比较法、版式考证法等多种方法。

避讳字考证法

如沈澍农其提出传世的以赵宋本为代表的《伤寒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源汇编而成的。他通过避讳来做佐证：“从避讳的不一致看，《伤寒论》全书明显是经过隋抄而避隋文帝杨坚之讳的。全书改‘坚’为‘硬’达一百几十处，但书中却也有4处‘坚’字……这几处的不同情况，较大可能是因为源文献的不同导致的。”

沈澍农还对清刊本《金匮玉函经》所据底本进行了考证。他从避讳字入手，注意到该书有一个明显的避讳字——避“丸”字改作“圆”，从而确定其所用底本为南宋抄本。因为北宋末代皇帝钦宗名“桓”，钦宗名讳所应避字有45字，“丸”字正在其中。

语言文字考证法

这是沈澍农最为擅长的学术领域。如他从特征用字入手发现，中药诸种种仁之“仁”，写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唐以前，皆写作“人”；唐代开始出现写作“仁”的例子，下讫于宋，“人”“仁”混用；南宋以后至今，则基本都写作“仁”。他统计了《金匮玉函经》中果仁之属共出现杏仁（13例）、桃仁（6例）、麻子仁（4例）共23例，用字方面一律作“仁”而不作“人”，说明《金匮玉函经》的底本不早于南宋。

他还从《金匮玉函经》兼见“去滓”“去渣”的不同用语中，考证出《金匮玉函经》中6例“去渣”，及附遗中的1例“去渣”，较大可能是陈世杰校补原书时，出于自己的用语习惯误改的。

沈澍农还从语言学文字角度对邓珍本与吴迁本孰优孰劣进行了比较，指出吴迁本用字雅正，邓珍本改为后起用字或俗字。除前文所提到的“仁”与“人”外，还有“薑”与“姜”、“體”与“体”等。吴迁本用语古老，邓珍本改为后起用语，如“蜀”与“川”、“为躯”“作躯”与“妊娠”“受胎”等。吴迁本无论是条文还是体例都较为严谨，而邓珍本多有违乱，故吴迁本整体呈现了善本古貌，较邓珍本更为优良。

关于邓珍本和吴迁本的属性问题，沈澍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邓珍本不具有官方定本应有的特征，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本。吴迁本为北宋官定小字本之抄本，相形之下，邓珍本很可能是在非定本或粗劣底本基础上改编成的坊刻本。

文献比较法

沈澍农擅长从细微用语差别来考证传抄中的改动，如他指出：“《伤寒论》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以下各篇，标题皆以‘脉证’标目；《金匮要略方》多数篇题亦如此……而《金匮玉函经》中……却是以‘形证’标目，应出于后世传抄中的改动。”

版式考证法

沈澍农在日本真柳诚教授相关考证基础上做了一定补证，指出：赵开美《仲景全书》最先选定的《注解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与后面所得的宋版《伤寒论》版式基本相同，包括书口、框廓式样以及每半叶10行，行19字的格式。如果《伤寒论》是忠实覆刻，则宋版的版式几乎不可能与前二书恰好相同。从而得出赵开美本《伤寒论》，是以该本文字内容为底本，版式则依据《注解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另行雕版重印，而并不是“影摹”方式刊刻的。而赵本《伤寒论》各卷首页第四、第五行分别标示有“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刻”字样的插行，这无疑是赵开美翻刻时才添加的。

沈澍农还从其他方面找到了关于赵开美本《伤寒论》版本改变的佐证。比如关于赵开美本《伤寒论》中将宋朝相关字句平台之敬畏书式改为全文连写的情况，认为赵开美所据原本可能不一定如此，而是赵开美翻刻时才改动的。还有学者以赵开美本《伤寒论》所用的“仁”字来考证版本的情况，沈澍农却认为证据不足，如宋本或元翻本《伤寒论》底本确实用了“人”，赵开美在收入《仲景全书》时仍有可能因为当时的用字习惯改成“仁”。依据其他可比的文献可知，赵开美是有改字习惯的。

明确解答了“仲景三书”悬而未决的相关学术性问题

该书提出，宋臣对于校理《金匮玉函经》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应用，而在于保存异本，让《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两存。沈澍农指出，治平本《金匮玉函经》校成之后，很可能并未被刊刻，该书历史上流传记录极少，原因当在于此。并列举了佐证，指出这种做法并非个案，如宋朝政府组织编修的《太平圣惠方》与《神医普救方》，后者未刊刻而藏于内廷，终致失传。

赵开美传《伤寒论》在《平脉法》篇局部存在有不合全书体例的字义注解。沈澍农经推理分析，判定这是赵开美翻刻时，因底本有残缺，故据成无己本补入。

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日本的康平本、康治本，以及中国的桂林本、涪陵本、长沙本，沈澍农从写本用字的角度，认为这些版本都有一定的造伪之处，可证明是伪本。如日本出现的康平本，宣称是抄唐代古本《伤寒论》，但是全书“薑”写作“姜”（除最先出现的桂枝汤、桂枝加葛根汤二方作“薑”），应发生在南宋以后。他还列举了其他用字的情况，得出该本不可能真正抄自唐本的结论。

关于“起秀堂刊医书两种”：沈澍农通过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之“起秀堂刊医书两种”的调查，发现《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对该书的版本描述是有误的。他从二书每行的字数及版框的不同等方面，证实所谓的《起秀堂刊医书两种》，其实是单行的《金匮玉函经》和单行的《钱氏小儿药证直诀》误合在一起所致，世上并没有一部叫作“起秀堂刊医书两种”的书。大约是原先的收藏者因为二书都本为宋代之书，又在相近时间出于同一书坊，因而稍微有心地将两部书存放在一起，甚至装在了同一书函中，并题写了“起秀堂刊医书两种”这样的书笺。

相关医家生平的考证。邓珍：邓珍在历史上未曾留下任何文献记载，沈澍农团队通过对邓珍本《金匮玉函经》序言部分的考证，指出邓珍生活在元代中后期，“樵川玉佩邓珍”中的“樵川”，应该为邓珍的家族所在地。通过翻阅福建省地方志《八闽通志》和清代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并结合邓珍序言，沈澍农推断邓珍居于福建省光泽县莲花山一带。指出“玉佩”非字，而是樵川邓氏族号，并考证出了邓珍的字实为“庭宝”，又通过一枚元蒙图章考证出了邓珍家族的郡望。

吴迁：沈澍农团队对吴迁生平也进行了考证。并提出，吴迁，字景长，为嘉兴人，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苏州人，吴迁一开始隐居于嘉兴，后来嘉兴老家毁于兵燹，遂迁居苏州，并在苏州生活了至少33年。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因偶见祝均实所藏古本《金匮要略方》，知其价值珍贵，故于七十三岁高龄用二十三天时间将其恭谨抄录。

择善本校注，力图还原仲景全书原貌

赵开美《仲景全书》只收入了《伤寒》与《金匮》，当时没有求得《玉函》，所以，“全书”不全。该书则是集齐了张仲景三部医书，同时补入了赵开美时代未曾得见的存有仲景文献的敦煌残卷。赵开美《仲景全书》所用《金匮要略》版本，与现今所能看到的吴迁抄本相比，明显地相差很大一个档次，该书对此做了充分的论证，选用了吴迁抄本为校注底本。敦煌所出两种相关文献，是迄今可见最古仲景文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附入校注，更能呈现仲景著作的历史面貌。该书三部仲景医书（含敦煌附录二件）校注，包含着许多新的考证，富有学术价值。

创新性地用列表将仲景医著文本进行比较研究

沈澍农团队将“仲景三书”重要传本列表对比，包括《金匮玉函经》《伤寒论》列表对比和《金匮要略》三种传本（包括吴迁本、邓珍本、赵开美本）列表对比。从而凸出异文，考证异文后的背景，使读者更深入理解仲景条文。通常古籍研究，都是校注或加点评按语之类。但对于仲景医著这样的经典名著，沈澍农认为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每一点异文都可能有复杂的背景值得考证。因而该书在三书校注之外，将其中的《伤寒》与《玉函》做了文本列表比较（敦煌残件也夹入其中），又将《金匮要略》三种本子做了列表比较，以期更好地反映仲景著作的整体面貌。

对一些疑难问题附列专题论文

“仲景三书”中有一些长期悬疑难解的问题，也有一些古来就被误解的难点。沈澍农团队除了在三书校理中做了正确校注，还对一些疑难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写了多篇考证文章，作为附录选编在该书之末。例如：关于“证”“候”的讨论，明确了二者初始时，“证”指外在证象和病人自觉病痛，而“候”指医者望、闻、切诊得到的印象。关于中医之“方”的初义，明确其得名于方法、治疗方法，指出了“方”构成的三要素。关于古方书中的量词“盏”，发现当“盏”用于计煎药取水量时，这一定是宋以后的煮散方，这一事实对文献年代判断很有价值，文章据此确认了邓珍本经过后改的事实。《金匮要略》有“补气加半夏”的附记，此语历来被强解，文章指出实际是全方有补气功能，而非半夏能补气。《金匮要略》“如索不来”，历来被释为去而不来，文章指出“不来”应当合音为“摆”，是北方一带的方言词。《金匮要略》一方后附记“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历来被断成“产后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文章指出，应该断在“产后一月日”，“一月日”就是一个月，是一个古老的说法……像这样的例子，对于正确理解仲景著作，无疑会有重要的帮助。（陈玲玲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