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居上焦,应顺其向上之势,使之上越而出;邪居下焦,顺其下趋之势,使之下泻而出;邪居中焦,心下痞闷或胀满,无明显上越下趋之势,则宜用消磨之法使邪内消;邪在肌表,应顺其向外之势使之自表而出。
清代医家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提出了“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的论断。此为临证心得之语,可谓要言不繁,洞中肯綮,因而广为称道。兹对“使邪有出路”加以梳理分析。
祛邪之理
作为一个病因学概念,邪在中医学中泛指各种致病因素。即如《本草经集注》言:“夫病之所由来虽多,而皆关于邪。邪者不正之因,谓非人身之常理,风、寒、暑、湿,饥、饱、劳、佚,皆各是邪,非独鬼气疾厉者矣。”《儒门事亲》亦云:“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近代祝味菊则谓:“言邪者,以其能伤正也。”由此可知,无论外来还是内生,也无论有形还是无形,邪之于人皆非素有,有则属于异常。
正和邪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消长,即如《黄帝内经》所言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有邪才有病,有病即有邪;邪胜则病进,正胜则病退。进而可知,治病的目的就是改变正邪双方的力量对比,使邪去正复,向有利于疾病痊愈的方向转化,扶正祛邪也由此成为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
祛邪之策
病由邪起,祛邪已病。但由于邪类繁多,各有其性,且来路不一,所犯各异,故而祛邪既要有的放矢,又要审时度势,做到因邪制宜。对此,中医学有着非常丰富的应对策略,如逆势对抗、缓攻渐消等,但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使邪有出路”。
这一理念的形成是基于一个朴素的认知,即邪有来路,也应有出路,且邪之来路往往即其出路。《类经》对此说得明白:“邪之来去,必有其道,知其道则取病甚易,是谓保身之宝也”“大凡疾病之生,必有所自,是有道以来也。知其所自而径拔之,是有道以去也。”《温疫论》亦云:“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
人体通过多种开放通道,如汗孔(又名鬼门、玄府、气门)、五官九窍、息道、谷道、溺道及内在串联着脏腑的经络等,与外界保持着密切通联。外来之邪经开放通道可循经络侵袭内在脏腑,内生之邪则也可通过经络由开放通道排出体外,因而开放通道是病邪来路的首要关口,当然也是病邪出路的重要途径。
关于这一祛邪策略,早在《黄帝内经》中即已确立,并有非常详细的表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高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再如《灵枢·逆顺肥瘦》云:“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又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金匮要略》说得更为具体:“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
这些论述反映出给邪找出路时的一个重要思路,即因势利导、就近而出。因势利导本是一种用兵之道,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言:“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用于治疗中,则要根据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进退的趋势顺而为之,通过引导和推动以祛除邪气。就近而出则是要根据邪气的性质与所在部位,采取适当措施,选择便捷途径,使邪气易于外出。对此,《温病条辨》说得明白:“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概而言之,祛邪应当据邪之性、势、位而定法。
具体而言,邪居上焦,应顺其向上之势,使之上越而出;邪居下焦,顺其下趋之势,使之下泻而出;邪居中焦,心下痞闷或胀满,无明显上越下趋之势,则宜用消磨之法使邪内消;邪在肌表,应顺其向外之势使之自表而出。此如《类经》言:“能审其道,则自外而入者,自表而逐之;自内而生者,自里而除之。自上来者可越之,自下来者可竭之。自热来者不远寒,自寒来者不远热。自虚而实者,先顾其虚,无实则已;自实而虚者,先去其实,无虚则已。皆来去之道也。俗云来处来,去处去。此言虽浅,殊有深味,诚足为斯道之法。”
祛邪之法
关于给邪找出路,历代医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金代张从正对此认识尤为深刻,临证以“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立论,被后世称为“攻邪派”的代表。他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见解独到,经验丰富,不仅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还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如《儒门事亲》云:“三法可以兼众法者,如引涎、漉涎、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炙、蒸、熏、渫、洗、熨、烙、针刺、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提出的“医门八法”,其中的汗、吐、下、消均为祛邪之法。
汗法,又称解表法,指通过发散以打开汗孔,腠理开泄,使邪气随汗而出的治法。汗法可以祛除表邪,解除表证,也可透发疹毒,又能祛风除湿,还可宣散利水。
吐法,是利用药物产生涌吐反应,使居于中、上二焦的病邪或有毒物质从口中吐出的治疗方法,适用于食积停滞胃脘、顽痰留滞胸膈、痰涎阻塞于息道而病邪有上涌之势者,或误食毒物尚在胃中等病证。此外,根据“提壶揭盖”的原理,可用吐法通过开上而通下,用于治疗癃闭或妊娠胞阻等。
下法,是运用泻下、攻逐、润下之品,以通导大肠,使停留于肠胃的各种“垃圾”从下窍而出的方法。具体运用除应根据证之属性分为寒下、温下、润下、攻下等,还应依病之特点选择下之时机,如戴北山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下不嫌早”之论。
汗、吐、下法均是直接把邪驱离人体,指向明确,祛邪迅速,适用于病势紧急者。但当邪自内生,如气不利之郁,血不利之瘀,食不化之滞,水不利之湿、痰、饮等,渐积而成痞块,停于脏腑经络之间,此时汗之不可祛,吐、下亦难除,则唯有通过渐消缓散,徐徐除之,此乃消法所适用者。即如《医学心悟》言:“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具体方法如消食、行气、活血、化痰、化饮、利水、驱虫等。而当这些内邪蕴结日久日甚,如痰气或痰火郁结成胶固之老痰,因所犯或发癫狂、或发喘哮;再如饮结胁下而成癖,或结聚肠腑而不通;又如气血结滞而成积聚癥瘕等,以消则力不能逮,缓不济急,此时往往要利用下焦前后两个通道逐邪而出,借以遏制邪之鸱张之势,如治疗顽痰结滞之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青礞石、沉香)、荡痰汤(大黄、朴硝、生赭石、半夏、郁金)、三物备急丸(大黄、巴豆、干姜)、走马汤(巴豆、杏仁)等;攻逐水饮之己椒苈黄丸(防己、椒目、葶苈、大黄)、葶苈大枣泻肺汤(葶苈、大枣)、甘遂半夏汤(甘遂、半夏、芍药、甘草)、十枣汤(芫花、甘遂、大戟、大枣)等,破瘀之下瘀血汤(大黄、桃仁、䗪虫)、桃核承气汤(桃仁、大黄、芒硝、桂枝、甘草)、抵当汤(水蛭、虻虫、桃仁、大黄)、大黄䗪虫丸(大黄、甘草、黄芩、桃仁、杏仁、水蛭、虻虫、蛴螬、芍药、干地黄、干漆、䗪虫)等。
综上所述,“使邪有出路”是“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反映了在处理邪正关系时的谋略与智慧,所追求的颇类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的效果。相较于针锋相对的对抗疗法,这一策略无疑代价最小、收益最大。但作为一种纠偏措施,毕竟祛邪即会耗损正气,尤其是攻逐所用之剂,伤正之力不容小觑,这就要求给邪找出路时,一定要弄清邪之由来、邪之性质、邪之所犯、邪之趋势等,统筹谋划,恰当选法,适度祛之。虽说正邪不两立,除邪务尽不贻害,但若紧盯邪气不放,一味穷追猛打,非要赶尽杀绝,则很易造成邪正俱损、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当综合研判,发现正气不足以支撑祛邪的需要时,则应从整体观角度出发,暂时向邪气作出“妥协”,蓄势待发。此属无奈,却亦理性。(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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