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儿科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

中医学的五运六气，是中国古代研究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学说。五运六气理论凝聚了古人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疫病的流行是在一定时空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黄帝内经》认为疫病的发生是天、人、邪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三虚致疫”，若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仅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的。清代著名温病学家薛雪说：“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医者绝无把握，方药杂投，夭枉不少，要得其总决，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天在泉求之，以此用药，虽不中，不远矣。”

纵观中国的瘟疫防治史，中医药发挥了独特优势，历代医家通过对瘟疫病因、病机的分析，创造了许多治法和方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教授认为：“中医各家学说的产生，跟五运六气有直接关系。不讲五运六气，就难以搞清各家学说的关系。从运气学说入手，可澄清中医学术中大量历史悬案。”

笔者根据近代龙砂医学流派著名医家章巨膺“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和业师顾植山教授“中医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等相关研究成果，以小儿痘疹疫为切入点来讨论中医儿科流派产生的原因和宋代以来中医儿科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的关系，期望对疫情的预测预警和综合防治有所启发。

中医儿科流派创立背景与运气有关

中医儿科寒温两大学派产生于宋代著名医家钱乙和陈文中。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疮疹属阳，出则为顺”，强调小儿“肾主虚”的生理特点和“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五脏辨证的论述上，更是详于五脏热证，而略于五脏寒证。陈文中认为小儿脏腑娇嫩，病理上易见脾肾阳衰证候的体质特点，治疗需要“温养正气”“固养元阳”，防“冷则败伤正气”。

有关痘疹的论述，钱乙和陈文中的观点更是泾渭分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记载的“睦亲宅一大王病疮疹”案中用百祥丸治疗。百祥丸的组成只有苦寒的红芽大戟一味药。他还在“五太尉病”案中用大黄丸治疗、“十太尉病”案中用抱龙丸治疗等，使用的皆为寒凉泻下之剂。相反，陈文中于《小儿痘疹方论·论痘疹治法》直言：“凡痘疹热渴，切不可与瓜柿、蜜水等冷物，及清凉饮、消毒散等药，恐伤脾胃，则腹胀喘闷，寒战切牙而难治。盖切牙者，齿槁也，乃血气不荣，不可妄作热治。”他于《小儿病源方论》论痘疮诸多引证病案中，凡证属表虚时，则急用十二味异功散；里虚时，则急用十一味木香散；表里俱虚时，则急用十二味异功散送七味肉豆蔻丸，方中多用辛温燥热之药。

后世医家认为钱乙治痘用寒凉泻下之法，是有感于当时流俗用温热药而发的。而陈文中治痘用燥热之剂，则秉承局方之学，并结合当时的环境和风俗。医家用药思路的背后都与社会和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而影响这些改变的是运气的变化。

儿科痘疹疫治疗方法受运气影响

清代陆九芝提出了“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的观点，为我们正确评价各家学说提供了新思路。他还与王朴庄立小儿痘证论岁运循环之说。章巨膺认为“王朴庄、陆九芝等以《内经》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之学说来推论医学流派形成的缘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还承二人之说，著文详论宋代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用运气学说来分析医学流派不同的理论，如用五更泻、破晓梦遗、日晡潮热、“发节气”等病候为例，证明一昼夜、一周年气候不同影响疾病，六十年气候变换也与疾病有关系。

章巨膺认为：“以小儿痘证而论，医者主治的方法或主寒凉或主温补，符合于岁运更为真确，因为小儿与人事关系极少，没有七情的内伤，只有六淫的外烁，所以能比较地合于经常规律。”他还在“对‘试论宋元学派产生的原因’一文的商榷”中特别说明：“我并非沉湎于‘运气学说’者，对于这个学说引起注意的开始，大约在30多年前，当我开业期间，在治疗小儿天花的实践经验中，多以寒凉致败，温补获效。……这些治疗，当时但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以立法处方耳。然常怀疑何以所值天花，多为虚寒证，因而思考到这个问题，并从而详稽宋代以来小儿名家治痘专书……后见王朴庄、陆九芝等推论……因而认为可能与岁运的影响关系。”

尽管章巨膺以前的医家对五运六气与儿科痘疹疫的关系很少论述，但也并非全然没有注意。如朱丹溪《格致余论·豆疮陈氏方论》举一病案：“至正甲申春，阳气早动，正月间，邑间痘疮不越一家，卒投陈氏方，童幼死者百余人。”是岁甲申，相火司天，风木在泉。病发正月，正值初之气少阴加临厥阴。天运本风从火化，风火相煽，再卒投陈氏燥固之方，不异迎风举火，火上浇油。《丹溪心法》卷五“痘疮九十五”附录文末，更是直陈时弊，曰：“近世小儿痘疮，上党陈文中木香散、异功散，殊不知彼时立方之时，为运气在寒水司天，时令又值严冬大寒，为因寒气郁遏，痘疮不红绽，故用辛热之剂发之，今人不分时令寒热，一概施治，误人多矣。”此后，费建中、杨栗山、汪机、王肯堂、吴瑭等医家也有关于五运六气与儿科痘疹疫关系的论述。但以小儿痘证作为有力的证据，从而推究儿科学派的形成与岁运的关系当首推龙砂章巨膺先生。

《内经》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五纪。”顾植山于非典疫情后，挖掘《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中医许多流派和学说的产生都与“三年化疫”理论有密切关系。若据此探讨中医儿科各家学术同异与五运六气的渊源，想必亦能切中肯綮。著名中医儿科医家王玉润教授关于“我们不知他们两派（钱乙与陈文中）何以用绝对不同的药，医治同一的痘疮，而能并享盛名于当世”的疑惑也得以解开。（王静）